就在《点石斋画报》创刊的同一年，《申报》馆附属的申昌书画室发售上海点石斋印行的上下两卷《申江胜景图》。全书共62图，每图配一诗或词，图由吴友如绘制，诗词的作者则无法考定。上卷第三十图题为《点石斋》，其配诗很好地表达了时人对于此一新工艺的强烈兴趣：
古时经文皆勒石，孟蜀始以木版易；
兹乃翻新更出奇，又从石上创新格：
不用切磋与琢磨，不用雕镂与刻画，
赤文青简顷刻成，神工鬼斧泯无迹。
机轧轧，石粼粼，搜罗简策付贞珉。
点石成金何足算，将以嘉惠百千万亿之后人。
“将以嘉惠百千万亿之后人”的石印术，对于晚清的中国人来说，最直接的，莫过于使得图书的出版速度与印刷质量大为提高。
1887年2月5日《申报》上刊有署名“委宛书佣”的《秘探石室》，述及点石斋石印书局对于晚清出版业的贡献，虽有自我广告之嫌，但大致可信：
石印书籍肇自泰西，自英商美查就沪上开点石斋，见者悉惊奇赞叹。既而宁、粤各商仿效其法，争相开设。而所印各书，无不钩心斗角，各炫所长，大都字迹虽细若蚕丝，无不明同犀理。其装潢之古雅，校对之精良，更不待言。诚书城之奇观，文林之盛事也。
这里的“宁、粤各商”，指的是宁人之开设拜石山房和粤人之创建同文书房，正是这“三家鼎立，盛极一时”，推动了晚清出版业的大发展。
关于点石斋最早引进石印技术并大获成功，进而带动整个书业的发展，见黄协埙《淞南梦影录》、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姚公鹤《上海闲话》以及《上海彝场景致》等。黄书更对石印工艺做了简要的说明：
石印书籍，用西国石板，磨平如镜，以电镜映像之法，摄字迹于石上，然后傅以胶水，刷以油墨，千百万页之书，不难竟日而成，细若牛毛，明如犀角，剞劂氏二子可不烦磨厉以须矣。
采用石印技术，可以大大提高印刷速度，所谓“千百万页之书，不难竟日而成”，意味着巨大的商业利润。
1889年5月25日，上海《北华捷报》发表《上海石印书业之发展》，除强调印书便利，资本家赢利颇丰，更称“购买石印本的人，大半是赶考的举子”。为何举子们喜欢购买这种因缩印而变成小字的石印书，而不要宽边大字的刻本，作者归因于旅行携带以及“年青目力好”。其实，还有一个同样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即价格便宜。同样一部《康熙字典》，石印本自一元六角至三元，版刻本则需三元至十五元。这就难怪石印本的《康熙字典》第一版四万部很快售罄，第二版又印了六万部，成了点石斋石印书局“第一获利之书”。这样的销售业绩，即便在百年后的今天，也令人垂涎不已。高额利润招来了更多的投资者，引发进一步的激烈竞争；先是三足鼎立，后又百花齐放，书价不能不直线下降。
石印术的引进，使得书刊的制作成本大大降低，这无疑有利于文化普及。在这中间，得益最大的是古书与图画的影印出版。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提及石印之便利及其导致书籍价格便宜，使得各种经书史鉴、诗文碑帖乃至小说戏曲等，均大量印行。不过，称“清朝废科举，于是石印书一落千丈”，显然过于看重举子科考的需求。实际上，民国年间，石印技术对于古书的广泛流通，依然起极大作用。参与策划《四部丛刊》影印工作的叶德辉，在其《书林余话》中，对石印术推崇备至：
海通而后，远西石印之法，流入中原，好事者取一二宋本书，照相流传。形神逼肖，较着影写付刻者，既不费校雠之日力，尤不致摹刻之迟延。艺术之能事，未有过于此者。
《书林余话》中，还附有日本学者武内义雄的《说<四部丛刊>》，将出版界之从注重科考用书转为“翻印善本”的过程，做了认真的清理：
自清末传石印法，中国出版界遂开一新纪元。当时多密行细字之书，只便考试携带，不甚翻印善本。清亡，科举全废，编译新著，都用活版印行。至近年石印始盛。各书肆出石印书甚夥，翻印旧书之风气亦渐盛。于是一时不易得之书，亦得取求如志。而商务印书馆所印之《四部丛刊》，尤有价值。
影印善本书籍，对于传播传统中国文化，功莫大焉；可要说介入当下的文化创造，惟妙惟肖的图像之迅速影印，可能更直接些。
《上海石印书业之发展》中有一妙语：“石印的另一优点是比木刻容易保存书法的优美，石印局都雇有若干书法好的人，报酬较高。”
其实，将“书法”二字改为“书画”，当更恰当。此前十年，《申报》早有精彩的“本馆告白”，题目就叫《照相石印各种名画发售》：
本点石斋用照相石印之法，印成各种画幅，勾勒工细，神采如生，久蒙中外赏鉴家誉不绝口。兹又印成各种名画，与初写时不爽毫厘者若干种，特一一开列于下，诸君早日赐顾为盼。
将广告的主攻方向，集中在“画”而不是“书”，当更能显示石印之特长。比起纯粹的文字印刷，石印图像时之“与原本不爽锱铢，且神态更觉焕发”，无疑更有吸引力。这就难怪“告白”强调图像的精美，书局着重承揽印画业务，报馆则公开招聘丹青高手。
此前印刷图像，必须先有画稿，再据以木刻，或镂以铜版，费时费力不说，还不能保证不走样，更不要说无法做到“细若蚕丝”、“明同犀理”。而今有了石印技术，这一切都成为举手之劳。对于画报之能在中国立足，并迅速推广开来，这一技术因素至关重要。戈公振对此有相当准确的描述：
我国报纸之有图画，其初纯为历象、生物、汽机、风景之类，镂以铜版，其费至巨。石印既行，始有绘画时事者，如《点石斋画报》、《飞影阁画报》、《书画谱报》等是。
这与上述武越、张若谷等人的看法，基本一致。
需要略做补充的是，新闻讲求时效，《点石斋画报》既然从属于报刊，对于发生在上海的“新奇可喜之事”，必须有迅速的反映。让读者在画报里了解四、五天前发生的事件，倘若采用画稿加版刻的办法，是不可想象的。偶尔来一张年画或招贴，或许还可以做到，长年累月地追踪报道并提供大量画面，则只有在采用石印或照相制版的时代。
正像戈公振等人所说的，镂以铜版，费用甚高，必然带动书价上涨。采用石印以后，价格确实是下来了。《瀛寰画报》八图（第一卷虽有九图，但“天坛大祭祀图”乃“附售焉”；第二卷便只是八图），售价一角；《点石斋画报》改为连史纸石印，一般是八页九图，售价则只有五分。还不止于此，从第六期起，《点石斋画报》附录王韬的《淞隐漫录》小说及插图，而且特别声明：“增附图说，概不加价。”
此举可以理解为美查特别欣赏王韬的小说，愿意与天下人“奇文共欣赏”--起码王韬本人是这么想的。在《点石斋画报》第六号刊出的《<淞隐漫录>自序》中，王称：“尊闻阁主见之，辄拍案叫绝，延善于丹青者，即书中意绘成图幅，出以问世。”
可我更愿意从商业运作角度着眼，美查此举，一是为将来的单行本培养读者，二是《点石斋画报》的利润实在丰厚，可以用加页不加价的办法回报社会。当然，也不无为画报促销的意味。相对来说，后者很可能更主要。
1884年6月26日《申报》上，刊有申报馆主人所撰的《第六号画报出售》，提及刚创办的画报“销售日盛一日”，接下来便是：
本馆新得未经问世之奇书数种，不敢秘诸笈笥，先将《淞隐漫录》一书，以其首卷之第一说另绘一图，增附画报八页之末。此期六号为始，以后按期印行。书凡十二卷，阅者苟自卷首以迄卷终逐期裒集，绝不零落间断，将来抽出装订全书，是于阅画报之外，可多得一部新书也。价洋仍从五分，兹于月之初五日发售第六号，愿诸君早为赐顾。
假如长年订阅画报，可以免费得到不只一部新书，对于老读者来说，这自然也是一个诱惑。至于到底有多少人真的“自卷首以迄卷终逐期裒集，绝不零落间断，将来抽出装订全书”，实在不好妄加推测。
不过，有个有趣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促销手段的效果。对绣像等有特殊兴趣的鲁迅先生，便收藏了这种“抽出装订”本的《淞隐漫录》，而且还加了题记：
《淞隐漫录》十二卷
原附上海《点石斋画报》印行，后有汇印本，即改称《后聊斋志异》。此尚是好事者从画报析出者，颇不易觏。戌年盛夏，陆续得二残本，并合为一部存之。九月三日南窗记。
鲁迅收藏的从《点石斋画报》析出的残本，还有《漫游随录图记》和《风筝误》等。在前者的题记中，鲁迅称“图中异域风景，皆出画人臆造，与实际相去远甚，不可信也”；而对于后者，鲁迅也借以说明当时石印绣像与全图小说的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