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敦煌，无怨无悔
真正的报效祖国，不是空喊口号，是用信念坚守承诺，无需言表却掷地有声。
文革，这场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不仅搁置了樊锦诗的改派计划，还有整个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业务，甚至威胁到了敦煌的文物安全。但令人欣慰的是，这座世界级文化艺术宝库，在文革中几乎没受到什么破坏。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当时所有研究员的心都保持高度一致，即一定要保住敦煌！
而同为文化艺术瑰宝的曲阜孔庙，在文革中却难逃厄运。众多石碑石像被打烂，房屋建筑被捣毁。相比孔庙，敦煌破坏起来似乎更加轻而易举，樊锦诗边说边拿手比划着，“全都是泥巴的，就像我这样的，你给我一个棒，一敲它就坏了，壁画不就毁了吗？”
“我们没有人在院里引进武斗，但凡内部有一个把外面的人引进来，那文物就完了，”提起当年的事情，樊锦诗的眼中星光点点，神情分外动容。我们知道，她既为敦煌的命运感到庆幸，又在致敬经过那段岁月的全体敦煌人。
文革中，樊锦诗的大儿子在敦煌出生，她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后来二儿子也在敦煌出生，由于无暇照看，放到了河北农村的姑妈家。直到1986年，彭金章放弃了武汉大学的工作，调至敦煌研究院，分处河北、湖北和甘肃的四口之家才终于团聚。
让彭金章放弃自己事业的原因，在于老伴的坚持。用樊锦诗自己的话说，就是“爱上了”敦煌。它是一个过程，越了解敦煌，越觉得它了不起。不知不觉间，爱早已扎根心底。
初见常书鸿、段文杰等老先生时，她心中有过疑问：他们从浮华的国际大都市和优越的高校就业环境中出来，走到没水没电的戈壁沙漠，爬进黑咕隆咚的洞窟，没日没夜地临摹着壁画，一画就是数十年，究竟是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随着她与敦煌夜以继日的“厮守”，渐渐变得明朗了起来。
带着对敦煌的爱，樊锦诗全身心投入石窟的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由她具体主持编写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成为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
曾有不少人问她，在敦煌待得住吗？她都会用质朴纯真的语言回答：“人都快忙死了，忙得一塌糊涂……至于什么待住待不住，肯定是待住了，而且还安下心来静静地做这个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