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际学术界实际上习来以久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作祟，中国学者在比较文学史领域内基本上没有任何话语权，一部名为“世界文学选”的多卷本文选中，中国文学只占较少的篇幅。
●经典的确立仍然取决于这三方面的因素：文选编辑者的筛选、教科书的收录以及批评家的批评性的讨论。如果一部作品要想成为世界性的经典，还须经过翻译的中介。
王宁：文学博士，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
在最近三十年的国际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讨论文学经典的形成和历史演变问题已成一个广为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经典形成的问题也必然涉及中国现代文学是否算得上“经典”的问题。因此讨论经典问题应该是一个学术前沿理论课题。
所谓经典必定是指那些已经载入文学史的优秀作品，因此它首先便涉及文学史的写作问题。仅在20世纪的国际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关于文学史的写作问题就已经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理论挑战，其结果是文学史的写作在定义、功能和内涵上都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接受美学的挑战。在接受美学那里，文学史曾作为指向文学理论的一种“挑战”之面目出现。
,这尤其体现在汉斯·罗伯特·尧斯的论文《文学史对文学理论的挑战》中。该文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出发，提请人们注意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因素
,认为只有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因素在构成一部文学史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部文学史才是可信的和完备的。毫无疑问，接受美学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向传统的、忽视读者作用的文学史写作提出了挑战。他们的发难为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建构一种新文学史奠定了基础。
对于文学史的重新建构，必然涉及对以往的文学经典作品的重新审视甚至质疑。也就是说，在今天的语境下来从当代人的视角重新阅读以往的经典作品，这实际上是把经典放在一个“动态的”位置上，或者使既定的经典“问题化”。在西方的语境下，对文学经典的形成和历史演变做出理论贡献的还有新历史主义批评，他们对以往依循“西方中心主义”模式编写的各种文学史提出了质疑，从而为重写一部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史奠定了基础。此外，后殖民批评家和文化研究学者对既定的充满精英色彩的文学经典的解构和对新经典的建构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由于国际学术界实际上习来以久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作祟，中国学者在比较文学史领域内基本上没有任何话语权，一部名为“世界文学选”的多卷本文选中，中国文学只占较少的篇幅。虽然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文学的“非边缘化”进程有所加快，但仍然没有出现根本的转机。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对经典的确立之内幕有所了解。
首先应提及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他在《西方的经典：各个时代的书籍和流派》一书中，站在传统派的立场，表达了对当前颇为风行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反精英意识的极大不满，对经典的内涵及内容做了新的“修正式”调整，对其固有的美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做了辩护。他认为，“我们一旦把经典看作为单个读者和作者与所写下的作品中留存下来的那部分的关系，并忘记了它只是应该研究的一些书目，那么经典就会被看作与作为记忆的文学艺术相等同，而非与经典的宗教意义相等同。”也就是说，文学经典是由历代作家写下的作品中的最优秀部分所组成的，因而毫无疑问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对经典构成的这种历史性和人为性也是不容置疑的，长期以来在西方的比较文学界和文学理论界所争论的一个问题恰恰是，经典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内容应当由哪些人根据哪些标准来确定？由此可见，隐藏在经典形成的背后有一种权力关系的运作和话语的表达。
布鲁姆虽然对中国文学很感兴趣，但苦于语言的障碍无法了解中国文学的全貌。另一位十分关注经典构成和重构的理论家当推有着汉学背景的荷兰学者杜威·佛克马。在比较文学领域，佛克马是最早将文化相对主义进行改造后引入研究者视野的西方学者之一。在实践上，他率先打破了国际比较文学界久已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传统，主张邀请中国学者加入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并担任重要职务；在他主持的《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比较文学史》的后现代主义分卷《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文学实践》(1997)的写作方面，他毅然决定邀请一名中国学者参加撰写，因而使我有幸成为参加这一大项目的唯一一位中国学者。但这仅仅是在文学史的某一个阶段取得的一个小小的突破，并不能说明我们已经拥有了参与经典建构的话语权。经典的确立仍然取决于这三方面的因素：文选编辑者的筛选、教科书的收录以及批评家的批评性的讨论。如果一部作品要想成为世界性的经典，还须经过翻译的中介。
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世界文学这个老的话题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专注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也就其与文学经典重构的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美国学者戴维·戴姆拉什的《什么是世界文学？》(2003)就把世界文学界定为一种文学生产、出版和流通的范畴，而不只是把这一术语用于价值评估的目的。当然，这一术语也可用来评估文学作品的客观影响范围，这在某些方面倒是比较接近歌德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文学”的描述。显然，这种对世界文学的重新界定打破了以往的世界文学所具有的“经典性”和权威性，为非西方国家的文学进入世界文学奠定了基础。
既然经典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为的因素，因此我们也就不难肯定，经典首先是不确定的，它应该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状态。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的不同的读者通过对经典的阅读和重读，实际上起到了重构经典的作用。历史上曾经红极一时的作品今天究竟有多少人在阅读？即使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其作品今天又有多少人在阅读？毫无疑问，大多数作品由于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筛选而成为过眼云烟，而少数真正把握了时代精神同时又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的杰作却在一次又一次的经典重构过程中幸存了下来。因此，我们今天对文学经典作品的重读，不应该仅仅是对之顶礼膜拜，而更应该用一种批判的眼光对之重新审视，同时从我们自己的阅读经验和独特眼光对经典的意义进行重构，这样的阅读就是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