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证史
接下来的问题是：诸子语文中的“亡国”这一类型的国家，具有什么样的共同特点？也就是说，在诸子看来，处于何等形势之下的国家是必定会灭亡的？
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诸子的看法并不一致，但对于这个问题的核心部分——导向亡国的统治形势的理解，意见却出人意料的统一。
上文谈到，陈奇猷先生在广泛考察了《韩非子》中“亡国”一词的用法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可知韩非系以国家之大权旁落为亡国、亡君。”[9] 韩非理想中的政治体制是君主大权独揽，群臣恪尽职守，而他身为一孤臣孽子，身处国弱政乱之韩，性格又单纯偏激，他对国家政治生活中君主失制的现象予以如此高度重视，是可以理解的[10]。但这种看法，绝非韩非一人的危言耸听。战国秦汉间那些出自不同学派，政治主张可能迥异的学者，在讨论什么样的统治形势是“亡国”之势的时候，都将君主失制，作为最严重的问题提了出来。
《商君书·定分》：“夫名分不定，尧、舜犹将皆折而奸之，而况众人乎？此令奸恶大起、人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之道也。”
《荀子·君道》：“孤独而谓之危，国虽若存，古之人曰亡矣。”
《管子·明法》：“夫国有四亡：令求不出，谓之灭。出而道留，谓之拥。下情求不上通，谓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
《黄帝四经·经法·六分》：“主两则失其明，男女挣（争）威，国有乱兵，此胃（谓）亡国。”
《淮南子·主术训》：“乱国则不然。有众咸誉者无功而赏，守职者无罪而诛。主上暗而不明，群臣党而不忠，说谈者游于辩，修行者竞于住。主上出令，则非之以与；法令所禁，则犯之以邪。为智者务为巧诈，为勇者务于斗争。大臣专权，下吏持势，朋党周比，以弄其上。国虽若存，古之人曰亡矣。”
综言之，诸子所认为的“亡国”的最明显的特征是一国之君丧失权威，不能对子民发号施令。换言之，在诸子看来，君不君则国不国，正常的统治秩序是君主为一国之中枢，制国之命。这里面蕴含的政治理念，显然就是君主专制。
正如古典希腊的政治理论家讨论政治不能脱离城邦的藩篱一样，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成熟的时候，不同学派的政治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君主专制。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政治实践对政治思想的巨大影响。
先秦时期的中国，虽有夏商周三代继踵而王，号称天子，君临天下，但实际上一直处于列国林立的状态之中。当时之所谓“国”，当代一些史家以为当称之为“族邦”，它是以一个家族为中心联合其他群体而组成的血缘成分极为浓烈的集团。虽然在先秦时期，“国”的地域性在不断加强，但国君家族才是“国”的代表和象征，故“国”之存亡与否，端在于这个中心家族是否一如既往地掌握权力，其被杀伐、被驱逐、被取代、被架空，都意味着中心家族失去了优势地位和控制权，因而都是失“国”的表现，也都可以称为“亡国”。在当时人的观念里，“亡国”便是“绝种”，“兴灭国”与“继绝世”是同一回事。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改制运动，其共同之处是致力于削弱传统贵族的势力，强化君主的个人权威。君主个人作为国家的代表和象征，其重要性、其意义日益凸显，因而在旧有的国姓合一的观念之上，又产生了君国一体的观念，国君失制便意味着亡国。本文所讨论的《吕氏春秋·安死》中那几个“亡”字的用法，也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才能得到理解。
【参考文献】
[1][2]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22.
[3][6] 洪家义．吕不韦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99—100、98—100.
[4][9] 陈奇猷．韩非子集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86.
[5][10] 蒋重跃．韩非子的政治思想[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9.
[7] [美]乔治·霍兰·萨拜因著，盛葵阳、崔妙因译． 《政治学说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33.
[8] 刘家和．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J].史学理论研究，20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