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1934年生，山东省蓬莱市人。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努尔哈赤传》获北京市和中国“光明杯”优秀学术著作奖、全国满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古都北京》获中国文化部最佳图书奖、法兰克福和莱比锡国际最佳图书荣誉奖。
2004年10月，中华书局依据阎先生在《百家讲坛》的讲座内容推出《正说清朝十二帝》，受到读者的狂热追捧，之后重印了16次，发行量突破30万册，不仅创造了学术类历史图书进入各大城市图书销售排行榜的现象，而且引发了“正说”历史系列的出版热潮。今年8月，阎先生又推出新书《明亡清兴六十年》，再次受到广大读者的推崇。近日，记者专程采访了他。
记者：阎先生，在中国的历史中，您最喜欢哪一段？是清史吗？清史是您最初选择的研究方向吗？
阎崇年：高中与大学里，我学的都是通史，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我偏爱中国古代的历史，所以我最初的选择是先秦史。读《先秦诸子》、《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写了一些文章。文章写得怎么样，行不行，心里没数，就请一位老先生给指导，这位老先生就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杨向奎先生。杨先生说好，鼓励我。过了几天，杨先生又写了一封信给我，他建议我不要研究先秦史，研究清史。因为研究先秦史的优势在西安，考古发现与文献的第一手资料都在西安，身在北京只能吃人家的“残羹剩饭”。而北京研究清史有优势，清的首都在北京，大量的档案、清代实录、原始记录，特别是满文档案等文献资料都在北京，北京是清朝历史的重地。我觉得老人家讲得非常有道理，从1962年开始，我就开始研究清朝历史，一直没有动摇过。
当然，先秦史那一段也没有白学，中国历史文化的根源是在先秦，研究后来的哪一段历史都离不开那段历史，可以说，先秦史为我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记者：您认为研究清史并向公众传播清史的意义何在呢？
阎崇年：我想其一是历史传承，每朝每代都需要传承，历史不传承就会出现断层；第二就是从文化层面讲，清朝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尤其清朝有其民族特点，它的服饰、习俗、宗教与文化都有其民族特色，从这一角度讲，传播清史可以使公众的文化素养得到丰富和提高；第三是从学术层面讲，清朝是不可逾越也不可忽视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清朝离现在是不远不近，清朝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非常丰富，记载很详细，实录也多，清朝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清朝的教训我们可以吸取。
记者：近年来“戏说”历史成风，一些小说、影视作品更是如此，您能否谈谈您对“戏说”的看法？可能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但是是您开启了“正说”的先河，所以还得请您谈谈。
阎崇年：“戏说”是艺术。电视剧、电影、小说也好，一个特点，是属于文学艺术范畴，特别是影视这一块，它本身就是戏，它们是用艺术的手法表现过去的事情。在各种“戏说”里展现的历史，都是不真实的。比如“康熙微服私访”，就是不可能的。首先，“微服私访”是今天现代人的意识，康熙没有这样的意识。康熙是帝王，有皇帝的身份和尊严，不可能在民间的鸡毛小店居住喝酒。其次，康熙也没有微服私访的必要。微服私访是为了了解民间的真情，可是康熙了解民情的途径有很多，比如说“密折制度”。另外，康熙没有微服私访的可能，他从皇宫出去必须有庞大的队伍来保护他的安全，所以康熙微服私访是不可能的。不仅康熙没有微服私访，雍正和乾隆也没有。对广大观众来说，这样的“戏说”会造成一种误解，所以我们要正说历史，要让广大的受众了解历史真相。
“史”不可以颠倒、不可以演义，它要求每个细节的真实，否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但作为“戏”，它需要讲故事，还可以塑造人物、创造人物。“戏说”不能作为正史的补充，它有一部分材料来源于正史，但经过再加工创造，便跟正史完全不相干了。
记者：在您的新书《明亡清兴六十年》中，您为什么选择袁崇焕作为全书的一个线索？
阎崇年：袁崇焕是一个代表性人物。明清有三次大战，袁崇焕就亲自参加指挥，直接影响到、关系到明清的兴旺。更重要的是，袁崇焕这种人格的力量、人格的魅力。我们中国的历史人物很多，真正能够震撼人心的还是少数，而袁崇焕震撼了我的心灵，我想能震撼我的心灵，一定也会震撼其他的读者、观众，也会震动他们的心灵。我要将这样的震动传递给我的读者。
袁崇焕的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袁崇焕，学习袁崇焕。我们应该学习他的爱国精神、勇敢的精神、清廉的精神。我们国家缺钱、缺能源、缺水，但是更重要的是还缺一样东西，就是缺精神，缺袁崇焕这种“浩然正气”的精神。
记者：您说过对待历史我们应采取“敬畏”的态度，如何理解？
阎崇年：为什么对历史要“敬”呢？因为历史是我们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以来，五千年积累的文化财富，任何一项财富都是我们的珍宝，我们必须敬重它，吸取前人经验，会得到宝贵的智慧。
为什么要“畏”？因为我们历史上的教训应该好好吸取，重蹈前人错误，要受到历史的惩罚。比如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还有西方殖民主义对我们的侵略等等，这些历史教训我们要“畏”。要认真地吸取这些教训，激发我们的国人，更好地热爱祖国，振兴中华文化，使我们的民族强大和繁盛。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既不要忘却历史的耻辱，也不要抹杀历史的辉煌。历史的辉煌不是某一个人的辉煌。康熙、雍正的辉煌年代不是这两个人的辉煌，而是中华民族的辉煌，是所有人创造的辉煌。耻辱也是同样的道理，是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耻辱。所以，敬畏历史，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牢记：奋发图强、团结一致、振兴中华。每一个人对历史都应有一份责任。
记者：那么，做历史研究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和品质呢？
阎崇年：我觉得做一件事情，首先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要专一、执著；第二，要有胆识，历史材料太多了，要善于从中找准突破点，冲破传统的桎梏，敢于挑战陈腐的观点，大胆创新；第三，要能改错。研究在发展，如果有新的发现与以前的发现不一致，便要勇于纠正过去的观点，陈述新观点；再有就是要“诚”，真诚的诚，对历史必须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尽量按照历史原貌，尽量少掺杂个人一些偏见，公正、真实地把历史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