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一位作家获奖像略萨这次令我感到激动。在近三十年的获奖者中，只有略萨的世界声誉、作品成就、思想深度以及文体和文字的影响力，是可以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并驾齐驱的(其他几位巨星获奖者，如君特·格拉斯、萨拉马戈、威廉·戈尔丁、米沃什，不是被笼罩在与马尔克斯趋近的魔幻美学理念下，就是在文体影响上略显狭窄)。略萨还是当代所有诺奖得主中、唯一一位在三十岁之前就确立国际声誉的作家。他也几乎是唯一一个在资本主义世界，既批判右派、也批判左派，并为此饱受质疑的健在文豪，堪称是自加缪之后又一位不受缚于立场的独立公共知识分子。而在小说对性与社会的描绘与剖析的成就方面，近年的诺奖热门里，只有同辈的菲利浦·罗斯，笔力可以靠近略萨。
有意思的是，因为年少成名，略萨早早就被推入了诺奖的评奖游戏，也早早的因为年轻，被瑞典文学院放入另册，以致在与各国作家同场竞技了几十年无果后，相当一部分媒体已经淡忘了他的候选人身份。甚至就连一些喜爱过他的人，也随着时间流逝，以为他要重演当初托尔斯泰、左拉、哈代、瓦雷里、高尔基、毛姆、格林等人错失诺奖的剧情。在诺奖比博彩概率还要低得多的中选游戏中，略萨大约又是罕见的一次“败部复活”的个案。而由于他的那些杰作《绿房子》、《酒吧长谈》、《胡利娅姨妈和作家》、《继母颂》等，使得瑞典文学院中，又多了一位可以媲美上自福克纳，下迄拉什迪、昆德拉等近年争议性巨匠的王牌得主。同样，像略萨这样一位文豪的获奖，也有助于日渐热衷喊“申诺”口号的中国文人，回归到一个冷静评判自身作品文学纯度的审慎状态。
“一个好作家不应考虑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近年颇领内地媒体风骚的德国翻译家顾彬，这两天频繁被转载的“名言”。顾彬大概忘了海明威，海明威当年想得诺贝尔奖都快想疯了，而且就因为福克纳比他先得，两人从挚友变成了仇人。顾彬也大概忘了他动辄爱提及的托马斯·曼以及更早的豪普特曼，这两位大师不但自己得了诺奖，还替别人惦记这个奖，这一“惦记”主要的受益人是另一位德语大文豪黑塞。
“国人对诺贝尔奖的追捧有庸俗娱乐化倾向。”这是本土学人和媒体，近日忽然对文化表现出来的“反思”与“良知”。不过我不相信“追捧诺贝尔奖”就会比追捧一个中性选秀冠军(或是以无知腔调诋毁诗歌的赛车手)更“有庸俗娱乐化倾向”。何况这样的追捧一年里只有那么几天，这种行为不单单发生在汉语世界，它发生在整个地球所有被文明照耀着的地方，已经延续了1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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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直以来，类似上述斩钉截铁的论断，在中文里已经数不胜数了。不能说它们全无道理，但说这些话的人，至少在一个地方犯了致命错误：他们漠视了中国近三十年文化的生长轨迹，同时，也无视了今天中国的几代作家、读者对于文学认知的发展过程。
我们这个时代的作者和读者，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感情，恐怕是全世界文学读者里最重的。这一切，缘起于1950—1980近三十年的欧美文学译介的空缺，更缘自1980年代开始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翻译热潮。没有人民文学、上海译文、漓江、安徽文艺、译林等众多出版社，几十年来前赴后继对诺奖获奖与入围作品的辛勤译介，绝大部分中国读者对于文学认识，恐怕还都坐在一口只有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浪漫派以及歌颂或批判现实小说等“文学冷兵器”的井里。大家甚至会把武侠、言情、玄幻、说教这些娱乐或应用读物，还视为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每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不一定就代表了世界文学的最高水平，但它至少代表了高水平之一。而由于这个奖项致力于表彰获奖者的终身成就，以及遴选趣味中对流行的排斥，任何一位有心的人文作者(除了文学，还包括历史、哲学领域)，都能从它的结果中窥到一些人与环境和时代的争辩，人文趣味的流变，创造者的艰辛，还有与“幸运”相伴的那种偶然、不可操控性。这些启悟，对于从三十年前才开始艰难脱离概念化思维的社科人文界来讲，实有着性命攸关的价值。同样，当我们日益面对一个充斥着无数知识膨化、信息注水可能的娱乐时代，许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深处的那种冷对喧嚣的质疑和拷问，很有可能暗藏了我们自救的路径。它们的价值，与其说是作用于作家、知识分子，还不如说是作用于每个有着脱离低级趣味和被娱乐化摄魂的普通人。
千万不要因为一些可以预见的人性弱点，以及个别步入创造衰落期文人和媒体帮闲的鼓噪，就全盘贬低自己同胞对精神世界的向往与追求——只要它没有变异成丧失现实依托的狂妄和癔症。人不要老站到悲观者的角度去看问题，悲观可能是一种冷静，还可能是精神懒汉和侏儒的一种托词……
徐 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