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来了老部长
很少有人能像王蒙这样，曾于仕途位至部级但公众仍更看重其作家身份。令人感慨的是，作为一个有“文学癖”的作家，却又偏偏经历了数不清的政治运动。他的经历折射了那一代中国文人的命运
“这么大岁数了，没有像我这样有肌肉的吧。”在北戴河“政协浴场”的海滩上，王蒙将双臂交叉于胸前，对记者亮了下肌肉。他戴着黄色泳帽，穿着黑色泳裤，左手拿着一个蓝色的泳镜。
戴上泳镜，王蒙就直接扑向海里，越过在浅海套着救生圈的年轻游客以及扑腾着水花的孩童。
这天下午，风浪很大。78岁的王蒙说，“再大的浪我都见过。”
政治和文学这两个“风浪”交织于他的人生。
他承认自己“非常政治”“非常文学”。不到15岁就成了地下党员，20岁出头以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一举成名，但随后被打成“右派”，政治运动的时代过后，王蒙虽著述颇丰又身居高位担任文化部部长，但官场和文坛的大事小情总让生活无法消停。他给自传的一部取名《半生多事》，一半自嘲，一半写实。
“我要跟你讲政治。”今年夏天，王蒙出版新书《中国天机》，这句话印在腰封上，白纸黑字。
“如果我不写，也不会有别人写这本书，我有义务跟读者讲讲政治。否则，就对不起时代，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中外友人。”王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庸/响动
湖南作协主席的唐浩明说，“王蒙本身就是一部文学史。”
对于这种说法，王蒙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也谈不上，当然现在来说，我经历过的事情也比较多。”他喜欢用这样婉转的方式回答问题，比如对于“红歌”“国学”的看法。就像他自己也所说过的，“我并不否认我的中庸对一切都不抱幻想。”
“文学史”得有作品，王蒙有“干货”。他的创作已有60年历史，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作品“有一定的响动”。
“到现在为止，我的写作还在积极地运转着。相对于其他作家，有的人是前段写，后面一段不写了，也有的从新时期开始写。从时间长度上他们不好跟我比。”王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新书《中国天机》在近期又开始“响动”。他认为，当今人们对政治的热情和关注日益增加，但是浅薄与情绪化的见解太多。“再有一个，我是以写小说为主，政治见解有时候被一些读者被一些朋友解释，但解释往往简单化。所以，与其让别人解释，还不如我自己来说个痛快。”王蒙说。
事实上，近年来他也未中断过对政治、社会、文化的关注和发声，《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文汇报》上都有他的专栏。他说，“我有巨大的政治责任感，因为首先我自幼就热衷政治，有革命政治的童子功；第二，作为一个接地气的人，我从基层的团委、人民公社干部都当过，还当过中央委员、政协常委；第三，我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被提拔过，被毛主席多次点名，也被打入过历史的另册；另外，我还去过境外六十多个国家，也见过国外诸多国家领导人，有一些交流经验。”
在他看来，这是《中国天机》的出版缘由。
2011年夏天，王蒙在位于北戴河安一路的中国作协“创作之家”休养，着手创作该书。从十多年前开始，他每年夏天都会到此避暑。王蒙笑着说，“北京那个热天，即使开着空调，我都有点顶不住。”在“创作之家”的会议室里，王蒙又移到离空调较远的椅子上坐着，空调太冷他也“顶不住”。
在“创作之家”，从安保人员到管理层，他们对王蒙已经很熟悉，都叫他“部长”。在位于北戴河康乐路的“政协浴场”，管理人员和救生员也很熟悉“部长”，王蒙每天下午三点过都会来游泳。
仕途/文学癖
在海里畅游了20多分钟，王蒙上岸了，皮肤黝黑的救生员很快拿着一条浴巾披在了王蒙的肩上。王蒙精神十足地说，“海水有点凉。”
之前，在海里，他一会仰泳，一会蛙泳，游到了最外围的安全浮漂边上，黄色的泳帽在浪中一起一伏，已经远得若隐若现。“今天的浪很大，部长平时游的时间更长一点，以前这个点他还在海里呢。”浴场的工作人员说。
20多年过去了，“部长”的称谓还在。从1986年4月至1989年9月，“我担任文化部主要领导职务三年零五个月”。上任部长那年，王蒙出版了小说《活动变人形》，反思现代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下的心灵冲突，被誉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变形记”。
该小说多次入围茅盾文学奖，但王蒙至今也未获该奖。
“其实对《活动变人形》的争议并不多。”王蒙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那段时间没有评上，后来又不断提出来，因为‘茅奖’有可以补评以前作品的规定，但实际操作，作协的领导往往不想补评，怕引起别的问题。”他还举例说张炜的《古船》，也遇到同样情况。
事实上，王蒙本人也是作协的“主要领导”，从1986年至2006年担任副主席。
还有传言，王蒙也曾被提名过诺贝尔文学奖。“诺奖的提名是一个说不太清楚的事情，它是封闭的，怎么提名，怎么评的什么都不对外界公开的。”王蒙解释说，“瑞典文学院在过去也给中国作协发过信，希望可以推荐。中国作协提名过巴金、丁玲等，另外国外一些大学，也有这种提名。我想，提过我也不足为奇，我说的主要是国外的一些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