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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家村纪事》是一部在文体认定上没有取得共识的作品，作者高晖称它为“关于一个村庄的非结构主义文本”。不少阅读过这本书的批评家、作家，更愿意用“作品”、“文本”来称呼它，而不是使用“小说”、“散文”等确定性的称谓。也许高晖本人并未料到《康家村纪事》出版后，会成为一部“让人无法定义”的作品，但恰恰因为它的“不确定性”使它具有了某种范本式的意义。
11月20日，《康家村纪事》学术研讨会在鞍山举行。蒋子龙、阎连科、吴义勤、劳马（马俊杰）、孙郁、宗仁发、林建法、洪治纲、赵慧平、何言宏、何平、穆涛、李东亮等著名作家、批评家、学者、编辑家共计20余人出席。作者高晖并非专业作家，也许正因为此，《康家村纪事》在写作方式和内容方面的自由性与解放感，为文学界和读者带来了许多新鲜的经验。研讨期间，焦点集中在《康家村纪事》的文体、结构、题材和语言上，其难以定义的文体，看似随意但又精妙的结构以及纯净、唯美、抒情、灵动的语言，都对当下的写作模式和阅读习惯提出了挑战。值得注意的是，研讨内容并不局限于《康家村纪事》本身的评价，而是透过对一个单独文本的分析，进入到了对文学创作整体状态的思考。
《康家村纪事》是小说还是散文
《康家村纪事》学术研讨会，由国内重要的文学批评杂志《当代作家评论》主办，其主编林建法担任会议主持人，他首先对《康家村纪事》的问世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部作品值得文学界给予重视，因为它非常独特，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关于《康家村纪事》的文体归属，林建法说：“至于《康家村纪事》是小说还是散文，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我把它当做一篇文章，或者一部作品，暂不给它定性，希望经过作家、批评家、学者以及编辑家的讨论，为它做出一些合适的界定，或者说恰当的评价。 ”研讨期间，大部分与会专家都倾向于不对《康家村纪事》的文体进行确定性的归类，既然它是一部独特的作品，那么，就遵从它自身的独特性。
暨南大学教授洪治纲说：“《康家村纪事》，包括六篇正文和八节片段。六篇正文的虚构色彩相对浓一些，而八节片段则多以散文化的主观抒写方式，并都与其后的正文有着某种或显或隐的联系，起着相互映衬、导出的功用，就这样，正文与片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结构。这部作品里，我觉得最耐人寻味的是作者处理文本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 ”《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说：“大家无法从文体上对 《康家村纪事》进行概括，不能定义它是小说，还是散文。一个文体拿出来，能够进行多种的评价和分析，这本身就说明了这部书的成功。 ”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言宏认为，用固定模式划分文体类别的做法，其实并不科学。他说：“现在，我们阅读文本的时候，常常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四大块’来套取，这个行为本身变成了我们的一种本能，而这种本能是有问题的。它会让我们把某部作品当做小说或者散文来读，从而遮蔽了它本身的价值。其实，现在所使用的‘四大块’的划分，对我们的文字，对我们的研究，都造成了思维的模式化。 《康家村纪事》给我一个启发，让我想到了完善的跨文体写作，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吴义勤教授，同样对《康家村纪事》所表现出的跨文体写作给予了积极评价，他认为，这部作品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文本，值得认真研究，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文学元素，“跨文体写作使《康家村纪事》的美学效应叠加的效果非常显著。也就是说，当文体融合之后，美学效应成倍数的增加。大家始终议论它究竟是一部散文还是一部长篇小说，其实，高晖是把虚构性的文本和非虚构性的文本进行了内在的、有机的结合。当然，其中包括了散文性，里面许多的细节是真实可信的，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生活和人生的理解、对生命的感悟，这是散文自然而然带给我们的一种东西。比如，《康家村纪事》的六篇正文是以小说的形式来推进的，而八节片段则是以散文的形式抒写。也许高晖认为，单纯用小说和单纯用散文都不足以处理他的经验，而且可能还会使他独特的经验遭到伤害，因此，我觉得他用小说和散文两种文体的融合给作品增加了魅力。于是，我们看到，作品中小说的文体有散文的魅力，散文的文体又拥有小说的魅力，互相成就了对方。 ”
《康家村纪事》在文体上的丰富而不确定性，是它极具独特感的重要体现之一。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蒋子龙将《康家村纪事》的独特感称为“另类”，同时，他认为，另类体现着一种优势，另类也是一种才情。 “我认识很多辽宁作家，在辽宁作家中，高晖非常独特、别致，这部作品让我觉得很新鲜。这部书或者叫文本，或者叫作品，你说它像小说，或者说它是散文，说它什么都行。有的时候觉得很芜杂，但是又有韵味，这就是高晖的绝妙之处。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教授认为，《康家村纪事》的叙事目的，就是通过追忆来呈现历史感，它没有追问的焦虑，只是平静地叙述、单纯地叙述，相对于内容而言，这种表达恰到火候，而且高晖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我想他肯定厌恶现在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厌恶传统里面的各种理念，所以他想要跟现在这些文人拉开一定的距离。高晖作为一个文坛的边缘人，一位业余作者，也许并不太在意流行的东西，所以《康家村纪事》其实是把小说、散文和读书杂记都融合到一起了。”而著名作家阎连科则被《康家村纪事》出人意料的结构所吸引，他说：“吸引我的是这本书新奇的结构和文字。可以说，这种文体确实想不到，它的内容，无论是片段也好，正文也好，最重要的是其带来的随意性和自由性，有一种解放感。 ”
中国作家究竟能不能向内心走
通过讨论《康家村纪事》，与会专家还对当下文学创作的一些具体问题发表了意见。
《康家村纪事》围绕一座村庄展开叙事，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何平提出，“目前，写乡村好像成了一种时尚。作家们通过一座村庄来写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实事求是地说，我认为许多作家在进行这种写作的时候存在着很多问题。他们将一座小村庄的村庄史与中国的社会进程相比附，那么，是不是每座村庄都可以进行这样的比附？很多作家用一座村庄去承载那么多事件，是否承载得了？但是，高晖的野心不大，他只是在努力地回到童年、努力地建构童年记忆图景，他是怎样将个人记忆提升到有意义的维度的？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穆涛倾向于从散文的角度阅读《康家村纪事》，因此，他认为《康家村纪事》对当下的散文创作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当下的散文创作常常不作为文学去写作，作家们朝着思想家、哲学家的方向去写，而这种方向使散文失掉了文学应有的东西。《康家村纪事》恰恰是朝着文学的路上走的。另外，当下的散文创作很少在文体上进行自觉努力，因此，《康家村纪事》独特的文体能够给散文创作带来很多的启发。”
《康家村纪事》的出现能够引发一个重要思考，即，评价好散文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比如，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散文里面，一种是对认识的追逐，对个人认识的历史文化的寻找，对理性的寻找；另一种是以抒发个人情感为目的。但是，这两种类型几乎都是高晖的作品中所见不到的。那么，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高晖的作品呢？这一标准可以归纳为“意趣的哲思”。高晖已超越理性、情感的表达层次，已挣脱出体裁和题材的束缚，这样，他所面对的每一个题材都具有意义，即使是那些被大多数人筛选后漏掉或遗弃的题材。从《康家村纪事》能够看出，高晖是在向自己的内心深处走去。中国作家最擅长的是对外部世界经验的挖掘和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并不擅长向自己的内心走。就像有的学者讲的，是因为中国的作家不够真诚。不够真诚就很难打开内心，羞于打开内心。从文化意义上来讲，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国的个人不发展。如果假定这个结论是成立的话，“中国作家向内心走”就不是敢不敢走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
□本报记者/王 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