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之惑
倾听民意的原则
这是一个尴尬的现象：当火灾发生时，“烟花”成了罪魁祸首，而当禁放烟花时，又有人用“习俗”和“民意”来说事，但烟花的禁与放到底取决于民意、习俗还是不可预料的火灾，似乎没有人说得清楚，反正是争议性的热闹劲一年赛过一年，对此，我们真的只能束手无策吗？
首先，就烟花是否禁放来说，必须让公众参与讨论，这种讨论不仅应该是充分的，而且应该是透明的，以最大限度听取民意。应让公众参与治理讨论的全过程，让公众对治理烟花问题充分地表达意见，让民意在最大程度上得到显现。只有如此，方能走出要么禁止要么放任的怪圈。其次，任何公共政策，必须把普遍放开当作首选，把有限禁止作为例外，也就是说，不能把普遍禁止作为首选，把有限放开作为例外。这是寻求良好治理之道必须遵循的原则。就烟花是否禁放来说，应在公共管理者自身找寻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不应在禁止和放开之间做出选择。最后，政府的权力是一种有限权力，不应过度迷信政府的力量。对一项权利的设定，如果既符合政策，又符合社会规范，就能够顺利推行。如果只有政策规定，而和社会规范相悖，就需要强制推行，产生巨大的推行成本。所以，政策的推行必须以社会规范为平台。燃放烟花是公民的爱好和权利，应该得到尊重，一味地禁止有可能涉嫌权力的滥用。政府在治理烟花是否禁放问题上，应该划定公权力行使的界限，防止公权力自身扩张的冲动。否则就是对公民私权利的侵害，也是对社会公意的违背，也就无法达到公共治理的“善”。
禁与放不是流行价值的时尚表达，也不是某个个人或少数阶层价值取向的固化，应该通过民主程序和对话理性来使少数获得基本的尊重。禁止和限放烟花的怪圈，是公共治理的怪圈。而能否走出这种怪圈，既考验着公共管理部门的智慧，也考量着公共管理部门有没有借鉴经验和走出怪圈的勇气。（朱四倍）
专家观点
听民意不能走过场
春节燃放烟花爆竹是我国长期沿袭下来的一个民俗，有上千年的历史，但由于存在安全等方面的弊端，有人称之为“陋习”。北京市人大就曾于1993年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在市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违者予以行政拘留、罚款处理，尽管如此，仍有人冒着违法的风险，追求“年味”，私自燃放烟花爆竹，政府以公权力进行立法禁放的效果并不好，禁放法规陷入“法不责众”的尴尬。用当时官员的话说：法规的执行效果甚微，执法成本过高，法律的尊严受到了挑战。
2005年，北京市相关部门又以立法的形式，废止了原来的禁放规定，有条件地开放燃放烟花爆竹，实行12年之久的禁放立法在民俗面前宣告失败。
而今，烟花爆竹“禁改限”才6年，问题突出，于是又在怀疑“限放”的政策，重提禁放问题，再实行禁放是否还会回到十几年前禁放立法所面临的尴尬？
既然是一个民俗问题，事关每个百姓，我们在制定相关法律的时候，应由民众广泛地参与，而不是简单地挑几个代表，搞个听证会，走个过场，就说民意参与了。希望要实实在在地认真听取各方民众的意见，把禁放与否、何时禁放、何地禁放、禁放的方式方法等问题交给民众充分地讨论，然后把收集到的民意再以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这样的立法由于真正有了民意基础，执行起来就有效，会避免“执行效果甚微”、“法律的尊严受到了挑战”的尴尬境地。许昔龙（著名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