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88周年没有庆典，但科学和民主的讨论却在深入。无论是中国高层领导人、政界知识精英，还是资深学者、文化研究者，已突破了要不要民主、科学、自由、人权、法治的“瓶颈”，正在稳健地探索民主和科学的实现途径与落实之道。
中国总理温家宝今年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指出，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而是整个人类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这既代表了近年来中国人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崭新视野，也是探索科学和民主“百年长途”的终极答案。
一场“新文化互动”，因此拉开序幕。北京的官员和学者在热论民主模式和实现公平正义的路径选择，虽然给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打上阶级烙印显得有些过于“政治正确”，但“创新理论”的勇气和风气依然健康活跃；深圳、重庆等地则以人类文明“普世价值”为思想新能源，把人文精神建设作为城市发展的新出路，建立市民社会、落实公民文化权利的具体政策正在一一出台；学术界对现代化道路“没有中西之分、只有先后之别”的体认，对现代科技、宪政民主的通透解释，对近代科学、近代工业及与其配套的政治社会体制的理性点拨，都意味着中国人对自身文化传统和人类文明演进的认识深度和广度已超越了以往。
“新文化”之新
笔者把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探讨和理论创新称作“新文化”，是因为其背景、目标和参与者的心态都与以往不同。从背景而言，以往的文化运动都是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中进行的，无论是19世纪末的维新运动，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上世纪60年代的“文革”，80年代的文化反思，只有极少数见识过世界或者痛感自身文化困境的人在起领导作用，是在救亡、图存甚至是权力斗争等局面下发生的，有明显的守势，难免有“崇洋”的浮躁和“中西之分”的狭隘。
而这次文化热潮，是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发生的，无论是倡导者还是接受者，很多人都见识过世界，体验过先进，知道发达国家在想什么、做什么，不再把自己的文化作为独立的单元，而是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这样反倒显得从容大度，视野开阔。
从目标上来看，这次文化讨论的目标是如何在全球化时代保障中国的持续进步和繁荣，是在中国在国际上摆脱弱势地位后的主动出击，是与世界广泛接触后的经验升华，是谋求中国与世界和谐相处、和平发展的积极求索。少了昔日的壮怀激烈，也便少了浮浅的亢奋可能煽动出的社会秩序混乱；没了过去的妄自菲薄，也便少了极力维护文化主体性的强词夺理。
从参与者的心态看，以往人们总把中国文化当成西方文明镜面下的“弱势群体”看待，自卑感较强。从维新时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从文革时期的“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到80年代的“全盘西化”，均是自卑情结下的反应，衍生出的往往是暴力行动。
而目前的文化讨论是在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人虽不把自己看作“强势群体”，但至少认为是“中势群体”。有了文化自信，人们对世界对自身的看法显得客观公道，少了许多“尖利的山风”和“狂暴的海啸”，心平气和中梳理着自身文化中的继承之处和世界文明中可拿来的东西，理性的光芒因此缓缓闪出。
三重力量“互动”
与以往任何一次由知识分子领导的文化“运动”不同，这次的新文化探讨是由执政党中的思想精英率先推动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把“民主法制”摆在和谐社会六要素之首，1989年封冻的“民主”开始进入舆论视野，政界思想敏锐的有识之士以和谐理论为基点，探讨发展新路向和符合全球化时代的价值观。
政界的这些思想先进者，多是80年代文化反思中的温和派，十年来的沉淀使他们的文化观加重了厚度。政界的历练，又使他们出言格外谨慎，少了过去的虚张声势和自以为是。因此，新一轮文化探讨讲究建设性和实践性，总是要把“新见”拿到现实生活中加以对照，看能否对改变现状有实际的启蒙和效用，过去那种坐而论道、高谈阔论的风气在大大褪色。
于是，新文化探讨更多地表现为稳健的“互动”，而不是偏激的“运动”。“新文化互动”的力量表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是中国和世界的互动，国际上的新思潮和对华政策中所表现出的倾向，中国马上以开放和务实的策略应对；同样，中国政界和思想界的风吹草动，也能即刻在国际舆论中得到评价。双向互动的实践中，中国人明白了哪些东西是该坚持的，哪些是需要改进的；哪些是民族的特性，哪些是世界的共识。
其次，政界和学术界的互动也是新文化思潮的显著特征。官员每出一种新见，学术界总能校勘或者继续深化；而学者提出新的理论，官员们也能用实践之尺来丈量“可行性”和“不可行性”。政界和学术界的互动，使得政策更加严密，学术思想更富有解决现实问题的针对性。
再次，政府和民间的互动显示出活力。政府每出一个“新说法”或推行一项新政策，总会考虑大众会怎么反应；民间有什么声音，也能通过互联网和其他途径传递给政府。政府和民间的互动，推动决策时的以人为本，民众表达意见则服从理性。
拓宽思想的蓄水池
以“互动”的方式建构“新文化”，包含着理性、务实、民意、开放、民主、全球视野等诸多文明要件，有成功的迹象。但是，现在还不是欢呼雀跃的时候。“新文化”是在和谐社会、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多元文化、自由表达的轮廓初步形成时，才能宣布的。
拓宽思想和见识的蓄水池，是“新文化”孕育和成长的前提。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形成的断言，有些急功近利；用别致的广告词来虚托意识形态上的进步，是在掩饰文化的贫困；披着“洋皮”的羊们以仰视的姿态歌咏西方胜景，无助于刨根问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以“保家卫国”的卫道士做派夸大传统文化的包罗万象，将会拖现代化的后腿。但首先，要让各种观点出笼，自由的思想和理性的辩论，是筛留新文化真经的通途。
真理的光辉总是在同谬论的磨擦中闪亮的。既然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包容多元已成新文化原则，那么就让各种见地自由表达并且接受批评者的挑剔。那些现在看来不可能实现的理论构想和政策创新，可能在某个时段成为治国良策；那些乍听起来新颖的策略，也可能在现实镜面照耀下证明是哗众取宠的狂想呓语。
“新文化”的生成需要更深层次的“互动”，通畅而不设限的言论渠道至关重要，体现着公平正义原则。当人们在公共舆论上具有平等权，不再“唯上”、“唯书”时，和谐社会的经络便打通了，新共识也便凝聚起来了。这种新共识，就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主流文化。
作者：陈冰（伦敦）
作者是旅英中国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