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诗歌巨子孤悬在华夏的星空。屈原不堪于现实的污浊，它在皎洁而窈冥的世界燃烧着自己。空前的创造必然伴随着巨大的毁灭。然而，作为那个时代的良知和行吟者，诗人最不堪忍受的，是精神图腾不可逆转的塌陷和崩溃：在战国这个大动荡的最后时光里，在无情的刀光剑影下，一个民族精神粗鄙化进程加速了。一次贬官，两次流放的重大挫折，不足以毁灭诗人对高贵的坚守。在那些个岁月里，诗人屈原不仅是现实世界中的贵族精英，更是精神气质上优于他人之立场和姿态的杰出代表。在大分化、大变革的年代，礼崩乐坏，春秋无义战，绝非腐儒们的夸大之词。当狡诈，权谋，无耻，贪婪等丛林法则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唯一价值取向，利益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唯一纽带，屈原内心高贵感的破灭自然不可避免。他开始求助于精神上的救赎。然而，当他意识到一个时代的精神家园彻底沦丧时，他有着绝望般的清醒：最后的时刻到了。
这种文化精神上的大错位，给了坚贞自砺的诗人最后一击。此时的屈原，如同一朵生长在杂草丛里的玫瑰，绚烂而不合时宜。他以奇异的美丽让周围的一切自惭形秽，却同样以高洁的光芒刺得自己鲜血淋漓。
为心中坚守的一种高贵或高贵的文化怀沙自沉，这在拒谈死亡的孔子和齐生死的庄周世界里，是不可思议的。即使与隐忍苟活的司马迁相比，屈原以血肉之躯进行的选择，可谓“精彩绝艳”，无疑“锤炼着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者的心魂，使心灵担负起整个生存的重量。”
屈原之死，不惟彻底跨越了现实的哀怨、困扰、悲痛、愤懑，而且以决绝的态度，以死亡抗争于这世界的荒芜。存在还是毁灭，屈原以升华了的中国士大夫的峻切与坚韧，以自身死亡的海拔将这一尖锐的人性命题，提升到生命哲学的高度。如此种种，屈原自杀更深层的意义出现了，那就是西周以降贵族礼乐文化中崇高感的死亡。
屈原的死，和2000年后辛亥之变的王国维如出一辙。1927年，王国维在冰冷的昆明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王国维没有在1911年死节，而是在1927年投湖，原因恰恰不在于他是忠于一个朝代，而是忠于一种他笃信的文化。1911年满清易帜，王国维可以不死，因为只是一个王朝的更替。只要他安身立命的文化环境还存在，他仍旧可以选择继续活在下一个王朝；但世界的变化让王国维越来越渺茫，激荡的历史风云改变了一切生存的根基，文化的窒息让他不能再苟活于世，为了自身的文化尊严，他必须殉身于一个旧的世界。陈寅恪评价王国维之死的真谛，也恰恰在此，一个人从旧时代的收益越多，也必然要为这个旧时代献出自己的生命。
一切伟大文明的诞生，必然伴随着一个伟大文明的谢幕。从礼乐文化的角度看，战国时代恰恰是更壮丽的沉沦。而屈原以一个生命的终结，为一个划时代的结束作出了文化意义上的注释。他犹如蜡烛熄灭前最为耀眼的光芒，为一段裂土而封，册书而建的文明或文化殉葬。（杨晓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