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这几年来围绕余秋雨的争论愈演愈烈，已不是单纯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现象。无论是余秋雨本人，还是争论者，都不能承受如此之重的历史担当。争论涉及到当代历史与现实的瓜葛，因此，关于余秋雨的争论呈现的是当代知识分子认识历史的态度和当下的思想状况。
1980年代余秋雨以学者身份转向散文写作，《文化苦旅》不仅给余秋雨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也改变了当代散文的发展格局，并且在世界华文界引起激荡。在1980年代，对“杨朔模式”的批评，对巴金《随想录》的肯定，其实是对散文文体和散文写作者作为知识分子的品格的双重期待。在这种情形下，余秋雨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关怀，相对于他的局限而言，他对汉语写作的贡献更为突出。
就一个作家的文学史意义而言，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是他的开山之作，也可以说是终结之作，尽管他后来零零散散还有些好作品。在具体文本中，余秋雨散文也确有瑕疵之处，对此进行正常的学术批评是无可非议的。
作为一种文体，“文化大散文”逐渐成为时尚，大规模的“文化大散文”写作潮流耗费了一批人的心智和才情，形成散文写作新的藩篱。除了文体上的问题，一大批散文在历史叙述中“向后看”的话语策略，突出了知识分子面对现实时的暧昧态度，在价值取向上的局限也更加明显。更为重要的是，在“文化大散文”的发展过程中，知识谱系也已经发生了大的变革，中国思想文化界解释中国历史、解读知识分子心灵史、解读文明史的理论、方法和视点等都有了大的变化，读者的知识背景、文化期待也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但多数“文化大散文”的作者似乎与这些变化没有大的关系。这已经不是余秋雨一个人的问题。
当然，余秋雨所处的语境远比前面的叙述要复杂得多。对于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今天甚至是往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文学界和思想界都始终绕不开“文革”这一巨大的历史事件，“文革”成为几代知识分子汉语写作的“潜文本”。知识分子（经历过或未经历过“文革”的）在“文革”后的姿态，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象，关于“文革”中知识分子命运的叙述，成为上世纪末知识分子的思想行为。但无论是“文革”当中还是之后，否定“文革”、反对“文革”的人，其实有不同的立场与思想资源，可惜我们现在常常忽略这一差异，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差异，对“中国问题”的解释、对“中国道路”的设计才有不同甚至是大不同。
我和许多人一样始终认为知识分子如何对待“文革”，是上世纪末中国思想界的重大问题。一旦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就会发现不是少数而是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参与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因此，我一方面理解一些人对冯友兰、周一良、陈旭麓等学者的指责，但另外一方面，也感受到被批判者内心的委屈。这种矛盾的心态源于部分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双重角色：既是主流话语的生产者，但更是“运动”中的被迫害者。因为知识分子已经不是历史的主体，如果把“文革”的责任归于知识分子的“帮闲”显然是不客观的。我不排除少数知识分子是与“政治阴谋”合流的，但就多数人而言却是“再教育”的结果。
因此我赞成一些研究者提出的想法，应当区别不同的“写作组”和其中不同的写作者。“九一三”事件以后，部分知识分子能够公开写作和发表。但这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已经有了作为个人写作的话语权，即便是工人出身的作者也只有在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时才有写作的权利。在当时，以个人名义所写的一些文章，往往只是个人或者某个“写作组”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一种转述。由于主流话语的一些写作者的知识分子身份（这一身份在当时不具有光荣色彩），主流话语的写作也就因此具有了“学术性”，这真是“文革”思想文化的一个矛盾之处。不借助于知识分子的写作，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思想文化建设，但是，既然是“全面专政”，又不能不防止参与主流话语写作的知识分子可能“复辟资本主义”或者让资产阶级思想回潮。如果我们作一次系统的清理，就会发现，余秋雨和这些转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一般写作者并无不同。
当我们重新来追述“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命运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持续了二十几年，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变化，以它的光亮洞照了当代史上曾经有过的阴霾，无疑为所有怀抱历史道义的研究者在反思历史时提供了牢固的现实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当余秋雨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位著名的知识分子时，只要不是简单化或者妖魔化，喜欢和不喜欢他的读者期待他作出一些反省是合理的。我个人觉得，在大的历史背景中，说说自己的小插曲，叙述真实的历史处境，剖析内心的矛盾痛苦，应该成为余秋雨散文的动人篇章。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马克·里拉在谈到海德格尔、施密特、本雅明等人时说，这些现代思想的大宗师，当他们遇到政治都有共同态度：不负责。但这不妨碍马克·里拉和我们称他们为大师。我这样说并不是作什么类比，只是想向余秋雨以及争论者表达一种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