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卦辞的作者是周公
卦辞定型的上限是成王时期，因为其中有“康侯”，古“康”字，也作“唐”字。周代的康侯无论是卫康侯还是“唐侯”都是成王时所封。卦辞的作者不明。相传文王制卦辞、周公制爻辞，不确，文王作卦序和卦名，周公作卦辞倒是有可能。
清华简《耆夜》记载：
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太室。毕公高为客，召公保奭为介，周公叔旦为主，辛公甲为位，作策逸为东堂之客，吕尚父命为司正，监饮酒。王夜举爵酬毕公，作歌一终曰《乐乐旨酒》：“乐乐旨酒，宴以二公。任仁兄弟，庶民和同。方壮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饮，后爵乃从。”王夜举爵酬周公，作歌一终曰《輶乘》：“輶乘既翼，人备余不胄。组士奋甲，殹民之秀。方壮方武，克燮仇雠。嘉爵速饮，后爵乃复。”周公夜举爵酬毕公，作歌一终曰《赑赑》：“赑赑戎服，壮武赳赳。宓情谋猷，裕德乃就。王有旨酒，我忧以浮。既醉又侑，明日勿慆。”周公又夜举爵酬王，作祝诵一终曰《明明上帝》：“明明上帝，临下之光。丕显来格，歆厥禋盟，於□□□。月有盛缺，岁有歇行。作兹祝诵，万寿亡疆。”周公秉爵未饮，蟋蟀跃升于堂，周公作歌一终曰《蟋蟀》：“蟋蟀在堂，役车其行。今夫君子，不喜不乐。夫日□□，□□□荒。毋已大乐，则终以康。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方。蟋蟀在席，岁聿云暮。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日月其迈，从朝及夕。毋已大康，则终以作。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瞿瞿。蟋蟀在舍，岁聿云徂。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日月其除，从冬及夏。毋已大康，则终以惧。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瞿瞿。”
由周公作祝诵可见，周公本人还兼有《礼记》所载“大祝”的职务，卦辞依月份记载祭祀和贞卜等事，并根据这些事儿的结果进而劝训时人当如何依礼行事，正合周公的身份。
三、爻辞的作者是史籀
爻辞定型的上限是宣王时期。作者应该是史官，宣王时期的史籀最有可能。
为什么说宣王时期是上限呢？有这样一些原因：爻辞中记载有“武人为于大君”、“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等情况，这些武人夺位、为利而侵、朝令夕改、不事王侯的隐居情况，似不当在西周早中期发生，而与西周晚期的厉王时的国人暴动、共和行政及共伯和归隐相关。当然，也许有的学人也可以说这些情况也合乎商末周初的情况，但是，“武人为于大君”一句，绝不是作者记载周武王伐纣一事。因为武王伐纣，对于周人来讲，是天赋其命的事。如果作为说礼的事实论据，劝导他人效仿周武王而“武人为于大君”，犯上作乱，这是绝对不合《周易》的礼法主旨的。从语气上来看，这一句对旧君、新君均带有一定的谴责意义。这一句出在履卦，而共伯和称王元年（公元前843年而非841年）的正月，比对《周易历算》之“《周易》原始卦序与月份对应表”正是履卦所在。然笔者在西周历谱中所定共伯和称王之年，并非由此确定，而是由西周青铜器历日决定的。
《易经》成文者，即作爻辞之人，此人通晓西周卦历，依古代历法的官方笼断性，必太史也。史载宣、幽年间的著名太史有二，一是伯阳父，二是史籀。伯阳父的思想与易较近，有阴阳思想。
《周书》记载：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
伯阳父之所言，“民乏财用，不亡何待？”与易之“其亡、其亡，系之苞桑”，一脉相通。
《左传》也记载伯阳父之语：“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理论上与易贯通。唯《周易》之气象，虽有忧患意识，然通观之，成书时似还处于较盛之世，当为宣王中兴时。而伯阳父此人于幽王时的活动史书所记较明确，且此人已能料定西周的灭亡，非尽忧患，而是悲哀了，此人当非《周易》爻辞作者。
《汉书•艺文志》引《七略》记称：“《史籀》十五篇。……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西晋卫恒《四体书势》记称，“昔周宣王时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与古同，或与古异，世谓之籀书也。及平王东迁，诸侯立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承相李斯乃损益之，奏罢不合秦文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政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
南朝梁人庾元威曰：“柱下史。善书，师模仓颉古文，损益而广之，或同或异，谓之为篆曰大篆，或称‘史书’，久佚。《阁贴》载其所书六字，可见一斑。”
由此可知，周宣王时的史官史籀曾写过相当数量的史书《史籀篇》，以之做为史学童的教材，《周易》有可能就是因此而成文并流传下来。
赵平安先生于《新出<史律>与<史籀篇>的性质》一文中，根据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史律》得出结论：“把汉简《史律》和有关传世文献结合起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史籀篇》是当时国家考课史学童、选拔史的专用书，基本内容为史所必须了解的一些专业知识。它作为识字书的功能虽然不能说没有，但至少在汉初对史的考课中，这种功能明显居于次要的地位。”
“《史籀篇》的作者是周宣王时的太史，教授它的人身份是史官，它的学习对象是史学童，都已折射出它作为史所必须掌握的专业知识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