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汤问》有一则故事：
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
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
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
孔子不能决也。
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
这故事真好。比司马迁《孔子世家》和王肃《孔子家语》中那些记述孔子无所不知的故事好得多。那些故事，有些固然属于孔子的专业范围之内，宜乎孔子知道，可以回答得出，有些则显然属于怪力乱神，不但超越孔子的“专业”，也为孔子所不齿——比如所谓季桓子掘井得坟羊，吴王拆城得骨节专车，都是这一类。司马迁、王肃之所以津津乐道这些，大约是以为这样就能说明孔子之圣。孔子当时被很多人目为圣人，确实是因为他比一般人博学得多，但也不至于多到如同今日网络之谷歌百度，什么人碰到什么不明白的东西，都可以找他来问，而他都能回答得出来，给人满意的甚至让人惊叹的答复。
大概是基于人们对孔子“多知”的神化，不大信服孔子的道家派著作《列御寇》就编排了上面的故事来揭露真相——真相是：孔子并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连两个黄口小儿的问题都可能让他张口结舌。
这个故事的最后一句暴露出编造故事者的动机：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
孰为汝多知？那些崇拜孔子神化孔子的人呗。
但是，列御寇先生（假设这位作者就是列御寇）却遵循了被他嘲笑、批判的人一样的逻辑思路：那些崇拜神化孔子的人以为，只要证明孔子“多知”，就可以证明他是圣人；列御寇先生的逻辑则是：只要证明孔子并非“多知”，就可以证明他并非圣人。两者相同之处在于：圣不圣，就看多知不多知。
其实，这两派人物是在一个低层次上缠斗，而圣人早已超越他们而去。
事实上，孔子自己早就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说明——也许他预见到将来会有人在这样的层次上纠缠，所以，他主动挑破这个问题。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
孔子说：“端木赐呀，你以为我是学了很多而又一一记住的吗？”端木赐回答说：“是呀。不是这样吗？”孔子说：“不是。我有一个贯通的基本思想观念。”
“多学而识之”的是什么？就是知识啊。孔子显然担心他的弟子们以为他只是博学多识——后来更多的人这么以为——于是，他主动谈起这个问题，以提醒人们：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系统的思想与原则，比拥有无数鸡零狗碎的“知识”重要得多。
孔子和端木赐（子贡）的此则对话，关键词是两个：“多”和“一”。“多”，是指知识；“一”，是指思想方法或价值观。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或思想方法，胜过无数的琐碎的知识。
孔子比我们高明，不是他知识比我们多，而是他判断力比我们强。
一个人的境界，不取决于他知识的面有多大，而是取决于他认知的能力有多强。不取决于他知识的宽度，而是取决于他精神的高度和深度。（鲍鹏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