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欤？仙欤？ --民间妇女观之一
每至端午，总会想起与这个节日相关的一种饮食：雄黄酒。俗信以为，端午日喝雄黄酒可以破毒祛邪。此日不仅人饮此酒，还要将其洒于各屋角，以保证居室不为邪祟所侵。这一习俗似主要流行于江浙、四川等地，我的家乡江西倒不行此俗。而我之所以自小就对这神奇的雄黄酒念念不忘，是因为白娘子。在传说中，许仙依了法海的吩咐，于端午那日劝请娘子饮用雄黄酒，致使白娘子在床上现了蛇的原形。
在这一情节中，白娘子就是雄黄酒要镇的“邪”了，因为她原是蛇妖。妖怪“遁回原形”本是令人称快的时刻，但相信众多的观众或听众的感觉也多与我类似，并不觉得这蛇妖的可怖，倒很有些怜惜和叹惋。而随后的情节又使这种怜惜变成赞叹了：白娘子酒醒后发现丈夫被自己吓死过去，便施展法力上昆仑山偷来灵芝救活了许仙。这里，白娘子宛然又成了解救人间苦厄的神仙。
白娘子亦妖亦仙的形象，从传播角度看，是此传说在流传演变过程中不断“沉积”的结果。《白蛇传》故事的演变过程，正是白娘子形象之由妖而渐仙的历程。在可查到的此故事的最早雏形中(唐人志怪及宋元话本中)，“白衣女人”是本质为恶的蛇妖形象，她或是使与其交合的男人身体化水，或是想摄取其心肝。到明代记录下的故事中，白娘子虽然仍不脱其“若生外心，教你满城都是血水”的妖怪之险恶本性，但其法力已只是针对想侵犯她的轻薄者和道士，而不是她所追求的男人了。到了清代，增加了“盗草救夫”等体现其仙性的情节，有的弹词本甚至直接名之为“义妖传”，虽为妖而有“义”，这就几近于仙了。无怪乎晚清以降，白娘子的结局多为被救出雷峰塔，并“位列仙班”，“夫成佛来妻成仙”。在清末民初，民间相传雷峰塔的砖沾有白娘子的灵气，能避灾治病，导致不少人去挖取此古塔的砖石(雷峰塔后来之倒掉，实与此相关)--可见在民众观念里，她已然属于神灵一类了。
与白娘子由妖而仙的过程相对应，作为白娘子对立面的法海的形象则发生了相反方向的转化。法海本是秉玉帝令代表着正义来以法降妖的，但在后来流传的情节中，连水漫金山造成的荼毒生灵的罪过，也由法海来承担了，后者最后只得逃进了蟹壳中，俨然已是妖的结局了。
可见在传说的成熟期，法海与白蛇的仙-妖角色已发生了逆转。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凡有田夫野老，蚕妇村氓，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贵恙的之外，可有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推动白娘子和法海的形象发生变化的，恐怕正是民众的这种感情。
而白娘子亦妖亦仙的形象在近世流传中逐步固定下来，并且成为此传说最具魅力的关键因素，除了这种民众感情外，恐怕还有更深厚的文化渊源--它是民间观念中两种女性原型形象(妖与仙)的结合。试想，如果白娘子纯粹是一恶妖(故事将仅以正义降妖为主题，如早期文本体现的那样)，或者白娘子只是人间一普通女子(近世的确也有这样的异文，将白素贞形象去神化，故事转化为以男女私奔为主要情节)，此传说又怎会有如此广被流传的光彩？
原型形象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一方面--如荣格所说--是因为这些意象体现出某种原始的、深刻的集体观念和经验，另一方面，这些意象又成为很多通行的实践的源头，并相互映证。
先说妖。在民间各种表现人妖际遇的传说故事中，作为常人的人通常是男人，而对人构成诱惑进而伤害人的妖怪，则几乎都是女性，比如《西游记》里的白骨精、蜘蛛精，《聊斋》中的鬼女、狐女。女妖形象体现的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对女性的想象：女性是异己性的，并且因为这种异己性而具有某种神秘的危害性力量。
今天我们去乡村观风问俗，仍会很快发现指向女性的禁忌特别多，诸如：不能从晾晒的女人衣裤下过，否则会倒霉；新屋上梁前妇女不能去摸梁木，否则会影响房屋的稳固；打水井时，妇女不能靠近，否则打不出水。而在古代，依据同一观念，凡铸剑、铸钟、炼丹等重大事件的过程都不允许妇女在场。这类禁忌所要防御的，便是女性所具有的污染性的危害力量。
女性的这种污染性力量直接与其生理特征相关，所谓“生男育女秽天地，血裙秽洗犯河神”，因此在怀孕、坐月子、经期等特殊生理期间，妇女面对的禁忌尤其多且严格。怀孕的妇女(“四眼人”)不能去参加婚礼；月子里的妇女不能去别家串门；月子里和经期的妇女不得参与包括准备食物之内的祭祀之事。这种污染还会从生理性扩展到社会性的，祥林嫂就是因为被认为是“克夫”的不祥之人而被禁止为鲁四老爷家准备祭祀的食物，这一打击直接导致了她的死亡。当然，也有“利用”这种污染力量的，比如明朝张献忠攻桐城时就逼迫妇女裸体向城，以使官兵的火炮“顿哑”，而清末某将军曾搜集广州城内妇人的便溺之器以期“以邪破邪”地抵挡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