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河南人，可能是乡情使然，我心里总是对故乡的一些大学念念不忘。而创始于一九一二年的河南大学是河南建校最早的大学之一，并且一度是我们河南的最高学府，直到八十年代，我们考大学的时候，如果是考省内的大学，老师还有家长都会建议考河南大学，而不是在省会郑州的郑州大学，原因就是在河南，河大比前者的历史更悠久，影响也更大，更深。而我以前的老师中，还有同学和朋友就有不少人曾在河南大学读过书，但这么多年过去，我却始终无缘到此深度一游，颇引以为憾。
之所以说是没有到此“深度”一游，是因为我在一九九一年春节前夕曾来过河大。记得那天非常寒冷，我南京大学的学长沈卫威兄踏着积雪带我到校园里转了转。遗憾的是，在昏暗的夜幕中，校园里的建筑都变得线条模糊，体形不清，所以，我对校园的结构，还有建筑的特色都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并且，因我们一直在聊别的话题，故没有在任何一幢建筑前面驻足，只是在经过校园西侧的两个碑亭的时候，卫威兄才特地提醒了我一下，告诉我这里是清朝原河南贡院的遗址，我这才停了下来。他告诉我，这两通碑刻，一是《改建河南贡院碑》，立于清雍正十年(一七三二年)，另一通为《重修河南贡院碑记》，是清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年)立的，所记载的是河南贡院当时迁址和重修的史实。
而我也因此才知道，河南大学是在原河南贡院的旧址上兴办的。其实，近代以来兴建的现代大学以贡院旧址为校园，并非特例。这是因为，自清末始，各地均废科举，兴学堂，因贡院本来就是属于国家资产，政府所办新式学堂，自然也首选贡院，以资利用。
但是，河南贡院却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因为北京顺天贡院被八国联军所毁坏，清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年)、三十年(一九○四年)连续两次会试都是在此举行的，而之后不久，清政府就宣布自丙午科(一九○六年)始，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所以，这里也就成了见证中国千年科举制度终结的地方。我想，这才是卫威兄特别予以介绍的原因。不过，可能是因为那天天气过于寒冷，加上后来又开始飘起了雪花，我和卫威兄很快就离开了校园。
二○○九年冬，我有幸再赴河大一游。当我从河大一九三六年就已建成的四柱三开间牌楼式大门走进去后，看着陡然开阔的校园，还有被一夜寒风吹彻的因纯净湛蓝而显得无比高远的天空，还是让人的心情为之一畅。更让我愉快的是，我一眼就看见了大门后主干道尽头那幢像宫殿一样的大礼堂。这座建于一九三四年底的中式传统的重檐歇山顶建筑，青砖灰瓦，彩檐红门，气势浩大。十几年前的那个夜晚，我只是看到其隐隐约约的轮廓，如今在纯蓝的天空下面，它显得分外清晰，格外动人。尤其是礼堂正面四组圆形的青色双立石柱，明显是西洋建筑的特点，但两者却和谐的组合在了一起，给人一种中西合璧的感觉。还有道路西侧的博雅楼，也是一幢大屋顶建筑，亦是同样的风格。一看即知，这些建筑大都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兴起的，由归国留学生所倡导的弘扬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中国固有式”建筑思潮的反映，而实际上，这幢建筑的设计者恰好就是留美学生，时为河大工学院土建系任教的张清廉教授设计。
而校门东侧的那座西式门楼，却是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大门，它就是河南大学的前身。这是个当时在北京，以及天津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之外，唯一设在内地的以留学欧美为方向的新式学校。民国既建，当时以林伯襄为首的河南开明士绅，深为“举国自由，中州独后，河南之不若人甚矣”而感愤，决定向先走一步的东南各省学习，直接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学习，以求取“真经”，匡救河南之“不光荣、不名誉”，以图将来河南在共和国的建立中不落人后，故于一九一二年四月，在《大中民报》上发表《筹备留学欧美学校公启》，终得到支持，于一九一二年创办了这所学校。作为一个河南人，至今读到前贤的充满激情的文字，还是不禁为之感佩：不然，留学无人，则真文明无其导线，真事业无其原质，后此共和国之河南各个人、各社会，犹是前此专制国之河南各个人、各社会，以之入政治竞争、文化竞争、经济竞争、生存竞争之场，必永无河南人之立足地，河南特各省之一附属物、寄生物而已。呜呼，黑暗复黑暗，长夜何时旦。我父老兄弟，纵不为一己之人格、人权悲，独不为后世子孙怜乎？
这座大门后面的那座三层楼高的预校时期的主建筑博文楼，也是西式的。白色的爱奥尼立柱，大门和窗户上方是三角形和圆形的拱券，砖墙是灰色的。可以想象，在当时还比较闭塞的河南，这些时髦的西洋建筑带给人的冲击有多大。
转过这幢让人耳目一新的西洋建筑，可以看到东侧一溜排开的好多幢中西合璧的三层楼房，有点像上海的石库门建筑，楼房是西式的，但楼房入口却是挑檐的中式结构。这就是东十斋。其风格和大礼堂是一样的，建筑的时间应该差不多是一个时期，即应该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而这个时候，预备学校已于一九二三年河南督军冯玉祥将军的支持下，改为中州大学了，之后又于一九二七年改为国立开封(第五)中山大学，一九三○年八月，正式更名为省立河南大学，由此奠定了河南大学日后的基本模样。抗战期间，与其它大学一样，河大同样共赴时艰，颠沛于河南陕西一带，直至抗战结束。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开始，而之前的河南大学部分系科已经汇入位于武汉的中南财经大学，武汉大学，以及我的本科母校华中师范大学。学校也因此演变为一所师范大学，直至这十数年来，方才重新恢复原来的综合性大学样式。
转过来后，就是充作图书馆之用的逸夫馆，想必对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读大学的人来说，都应该记得在自己的大学里矗立的这样贴着白瓷砖的建筑，尽管全国有很多大学都建有类似的建筑，但其风格却如出自邵逸夫老人家一人之手。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建筑物的外墙喜欢黏贴当时颇为流行的白瓷砖。
这也是自五十年代以来校园建设长期停滞之后，大学校园开始扩建的先声。从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八十年代大学教育重新开始复兴的一个标志。
再往前走，就又看到了上次我曾看到过的那两块贡院的碑刻。转瞬间，十几年就过去了。而实际上，在这个地方，时光何止是过了十几年？几十年？
这里一直是河南的人才渊薮，无数的中州子弟从这里走向祖国，乃至走向世界各地。而从这些建于不同年代的校园建筑中走过，就像是从百多年来我们河南人追求文化进步的历史中，乃至近代以来的中国所走过的寻求国家富强的历史中穿行。而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摘自香港《大公报》 文/张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