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建邦、刘德媛
采访者：您收藏的家具如今都在上海博物馆，有没有“舍不得”的心情?
王世襄（以下简称王）：没有。只要我对它进行过研究，获得知识，归宿得当，能起作用，我不但舍得，而且会很高兴。当时，香港朋友庄先生和我商量，想买我的家具捐赠给上博。我提出的条件是：你买我的家具必须全部给上博，自己一件也不能留。如同意，连收入《珍赏》的家具我也一件不留，全部出让。而且我不讲价钱，你给多少是多少，只要够我买房迁出旧居。其实当时所得只有国际行情的1/10，但我心安理得，认为给家具找到了一个安心的好去处。就这样，搜集了40年的79件家具全部进了上博。还有，79件中有明代的牡丹纹紫檀大椅，是举世知名的最精品。在《珍赏》中只用了一件，出现过两次。按照我和庄先生的协议，我只需交出一把，可以自留三把，但我四把全交了。原因是四把明代精品在一起，太难得了，我不愿拆散它们。四把椅子在我家中多年从未按应用的格式摆出来过，到上博可以舒舒服服地同时摆出来，家具终于得到自在的安身之所，那多好啊!《珍赏》中还有一件黄花梨小交杌，出书前我已经送给了杨乃济先生，故书中写明藏者姓名是他不是我。过了几年，杨先生把交杌还给了我，我后来又无偿捐给了上博。这样就凑了一个整数，共计80件了。我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只要从它获得过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就很满足了。物归其所，问心无愧，便是圆满的结局。想永久保存，连皇帝都办不到，妄想者岂非是大傻瓜!
采访者：《明式家具珍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海内外具影响力的文物图集，先后有中、英、法、德等九个版本问世，被海内外学者推崇，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家具的?
王：20世纪40年代初，在四川宜宾李庄，也就是在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的时候，我经常阅读有关建筑的古籍，对《营造法式》和清代则例的装修及家具产生了兴趣。后来，又读到德国人艾克著的《中国花梨家具图考》。我认为中国家具中国人自己不能不研究，并暗暗立下了赶超的志愿。之后40余年，搜集与研究同步并进，除文革期间外，即使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也没有终止过，直到1985年出版第一部著作——《明式家具珍赏》。
采访者：为什么您爱说自己不是收藏家?
王：收藏不单靠眼力、靠自己爱好，钱财对收藏也十分重要，我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说明我根本不具备收藏家的条件。长物可能很珍贵，也可能只是一把破笤帚，我的长物多接近后者。这些长物，有的或许有研究价值，有的或许有欣赏价值，但未必有经济价值。所以我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收藏家。
采访者：您的收藏之道是什么?
王：我没有收藏书画，没有收藏瓷器，没有收藏玉器，更没有收藏青铜器，因经济所限，对这些都不敢问津。只是用几元或一二十元的价格，掇拾于摊肆，访寻于旧家，人舍我取，微不足道。我过去只买些人合我取的长物，通过它们来了解传统制作工艺；辨正文物之名称；或是坐对琴案，随手抚弄以赏其妙音；偶出把玩藉得片刻清娱。在浩劫中目睹辇载而去，当时我能坦然处之，未尝有动于中。由此顿悟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有所会心，使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这是我多年来坚守自珍，孜孜以求的。故宫博物院三反冤狱，查不出问题，取保释放但开除公职。释放后，我反而买得更多了。当然，受经济能力的限制，只买便宜的，破烂家具等。值钱的文物我当然买不起。
采访者：您是如何琢磨一件东西的?
王：有四个步骤：一、凭直觉；二、见实物，把真实的东西拿在手里面把玩、体会，来获得感性体验；三、搞清楚实物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看清楚其机理和内部构造；四、研读相关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