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1年新版《水浒》的播出，四大名著的影视改编暂时告一段落，国家“近期内将不再批准任何四大名著的翻拍立项申请”。这是一件好事，对于我们冷静思考当下名著改编剧生产的相关问题，是有益处的。
新版《水浒》与1998年央视旧版都对原著进行了大尺度的改编，主要是剔除了其中一些不恰当的成分。首先净化了原著中的暴力血腥气，场面柔和干净了许多。比如武松打虎并没有“从那大虫眼里，口里，鼻子里，耳朵里，都迸出鲜血来”，也没有将潘金莲“挖开胸膛，抠出心肺五脏，供在武大灵前”，而李逵劫法场也不是滥杀无辜“不管军兵苍生就是一排斧砍下去”。其次，剔除了原著的封建迷信思想。小说中原本有“洪太尉误走妖魔”、“忠义堂石碣受天文”两回，写的是梁山好汉的前世与今生，说他们是天罡地煞星转世，后来齐聚水泊梁山，按照石碣天书的授意重新安排了座次。旧版《水浒》将这两回全部删除了，新版则当成是公孙胜玩弄的鬼把戏，批判地保留了下来。这样，既尊重了原著的故事框架，又揭穿了怪力乱神的谎言，改编得很巧妙。第三，淡化女子祸水论的旧思想，有意为潘金莲、阎婆惜争得一份做人的权利。在原著中，她们都是不守妇道、寡廉鲜耻的淫妇，她们被杀乃是好汉替天行道对其做出的惩罚，新、旧《水浒》剧则渲染了她们的自由爱情精神与独立意识。在小说第二十回，阎婆惜威胁宋江答应三件事，包括敲诈宋江拿出晁盖赠送的100两金子。而在电视剧中，这个要求被换成了明媒正娶地嫁进宋家老宅的美好愿望。又如小说中的潘金莲“恁地不识羞耻”，也换成了勤俭持家，爱情失意的寂寞女人形象。经过这样的转化，虽然淡化了原著中的落后妇女观，却容易误导观众对武松弑嫂、宋江杀妾的正义性产生疑惑，也就置换了小说的思想主题。观众对《水浒》剧的非议，在很大程度上便源于此。
新《水浒》有自己的特色。旧版更加忠实于原著的叙述顺序与人物形象基调，以高俅发迹开场，选用特型演员，性格刻画近于原著。但新版导演鞠觉亮则表示，并不想从历史的角度来拍摄《水浒》，而是希望“从造型、服装跟情节上变成现代人能够接受的东西”。这样设计出来新《水浒》，最大的特点是英雄人物的脸谱化性格有所缓和。比如一帮莽汉，老版凸显了他们“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侠义精神，而在新《水浒》中则多了几分生活气息与人情味。尤其是鲁智深在剃度与圆寂之时黯然泪下的场景，犹觉悲凉，花和尚终究难以摆脱世俗的牵挂。又如新版宋江，这一次面对招安的问题，不是过去那种匍匐在地的奴才相，而是将替天行道的大旗呈送给君主作为警示。新《水浒》还融入了武侠剧的一些表现质素，注重武技的展示，朴实而不拙笨，有夸张却没有神话，试图在力度与韵味之间求得平衡，通过环境的渲染呈现“武”的意境。而在原著与旧版《水浒》中，鲁智深、武松、李逵等都是以蛮力取胜。新《水浒》还有个明显特点，便是改变了原著的叙事顺序，安排宋江提前出场，围绕智取生辰纲引出众多好汉的故事。有观众表示这种叙述方式像是电影，人物关系更明了，故事结构较之旧版更紧凑了。
总的说来，新版《水浒》故事较为完整，叙述更加巧妙，人物形象的立体感强一些；而旧版对于原著叙事风格与英雄形象的把握更为准确，历史韵味浓一些。两版《水浒》各有千秋，又存在着相似的问题，主要是某些现代阐释过了头，又或流于形式的新奇化，遮蔽了原著的基本面目。无疑，这常常就是当下名著改编剧生产的一个通病。若论其病根儿，固然有商业经济追求“注意力效益”的负面影响，却难以掩饰低估大众审美能力，误读现实意识的嫌疑。
是不是非得从人物造型、服装与情节上织进一些所谓的现代质素，经典名著的价值才能够转化为商业的卖点？至少从网友的反馈来看，他们对新《水浒》人物戴花的造型、青春靓丽的好汉面孔，以及渲染叔嫂间的情愫，便不以为然。这说明，大众并不是庸俗浅薄的看客，特别是对名著改编剧来说，他们虽然也有翻新猎奇的视觉期待，可骨子里不乏捍卫经典传统的忠诚，以及保守主义的文化惰性。高明的艺术家懂得这一点，不会片面地将形式的稀奇认作大众的趣味。对此，杨洁导演曾有过反思，她认为运用特技改造的《西游记》并没有切近现代观众，其教训主要是远离了集猴气、魔气、人气于一身的孙悟空形象，以及原著中家国情、师徒情、儿女情的情感基调。其实，大众的审美是有水准的，他们试图再次领受原著的艺术魅力与文化意味，而不只是把感官娱乐当作好看。眼下很多名著改编误把庸俗当通俗，选择秀场偶像，设计时髦台词，塞加打斗、情色故事，甚至拼接恶搞，胡乱嫁接。这样做不仅亵渎了经典的文化价值与大众审美情感，而且事实上也会妨碍商业利益的最大化获取。
是不是非得表现人物的双重性格，甚至为反面人物做翻案文章，才是现代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也不是这样的。对于名著改编剧而言，最高的人道原则当是尊重原著精神与历史记忆，以供给今人的思想资源；至于能否为个别人物作出更加人性化的理解，应当根据这个原则作出判断。如果改编是接着原著说下去，既能够尊重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又能够有效提升原著的人文精神，则是可取的；反之，如果是以所谓的现代意识来剪裁原著，片面制作翻案文章，这样的改编常常是把同情心赋予了反面人物，缺乏对历史与现实的人文关怀，恰恰是最不人道的。
为什么观众能够接受梁山好汉的寻常人性，却不能容忍潘金莲成为一个现代有情女？原因就在于电视剧过分渲染了潘金莲、阎婆惜的现代爱情意识，改变了原著的情感评价与好汉们替天行道之正义性的表达相冲突。实际上，《水浒传》小说已经预留了现代阐释的空间，改编完全可以采取社会历史批评的方式，在潘金莲的身世背景、人情世态以及封建婚姻制度等方面多下功夫，这样既能保全潘金莲的淫妇形象，又具有了反思封建时代妇女爱情悲剧的意味，这才是改编的正路子。但是在新、旧《水浒》剧中，潘金莲成为了一个脱离社会历史的抽象人物。她先是以忠贞贤淑的良家女子形象出场，继而因武松的出现而萌生女性意识，也因武松的拒绝而转移情感的寄托，乃至有偷情杀夫的罪恶，仿佛是梅里美笔下那位追求独立与自由爱情的“卡门”。潘金莲当然是值得同情的，但是改编应当从社会历史角度写出淫妇的悲剧，不应当牺牲人物形象，片面凸显抽象人性无处安放而至毁灭的“崇高”。应当指出的是，名著改编要剔除那些于今有害的思想成分，并不足以构成对原著基本精神的迁移。
名著改编中存在的美学误判问题，是在当下的消费语境中发生的。其实消费语境是把双刃剑，它在削平经典的思想深度、供给视觉快感的同时，也再次激起了大众重温经典文化传统的热情。消费语境不足以构成名著改编逃避社会责任，娱乐经典的理由，相反，提供了在新时期创造新经典的绝佳契机。对于每一位严肃的影视工作者来说，都不应低估大众的审美情趣，不应误读现代意识，这是目前名著改编工作中最为紧要的问题。（郑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