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顾颉刚曾在标志“古史辨派”崛起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惊世骇俗地说：“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始祖，并没有许多民族公认的始祖。”[29]此后，他更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提出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30]。时至1933年，他仍然在《古史辨第四册序》中声明：“要使中国人民团结，还是举出过去的同化事实，积极移民边陲，鼓励其杂居与合作。至于历史上的真相，我们研究学问的，在现在科学昌明之世，决不该再替古人圆谎了。”[31]秉承这种观念，顾氏1939年在为昆明《益世报》主编《边疆周刊》之初，多以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为论题。对此，傅斯年极为不满，并特意致信劝阻说：“有两名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其一为‘边疆’。……其次即所谓‘民族’。……今来西南，尤感觉此事政治上之重要性。夫云南人既自曰：‘只有一个中国民族’，深不愿为之探本追源；吾辈羁旅在此，又何必巧立各种民族之名目乎！今日本人在暹罗宣传贵滇为泰族Thai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则吾辈正当曰‘中华民族一个’耳。……如巧立名目以招分化之实，似非学人爱国之忠也。”他同时还建议顾氏：“莫谈一切巧立名目之民族。……更当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弟甚愿兄之俯顺卑见，于国家实有利也。”[32]从后来情况的发展来看，顾颉刚显然接受了傅斯年的意见。1939年2月9日，他为《边疆周刊》撰写了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以事实证明了中华民族是自战国秦汉以来逐步形成的，不仅其血统错综复杂，而且文化亦没有清楚界限而是相互牵连[33]。
显而易见，当面临着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不少学者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如果继续遵循“整理国故运动”立足于批判传统观点、乃至于刻意标新立异的研究取向，则往往会造成对时局的不利影响。这无疑说明，“整理国故运动”发展至此，已经不合时宜。
三、客观条件的限制
当然，即使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里，也仍有不少学者沉潜于“整理国故”的事业。譬如，1941年，《齐鲁学报·发刊词》即申明：“夫学问研讨，本属平世之业，然兵燹流离，戎马仓皇之际，学术命脉，未尝无护持赓续之望。”[34]但毋庸置疑，限于当时恶劣的客观条件，研究的成绩显然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张荫麟便感慨说：“文献的沦陷，发掘地址的沦陷，重建的研究设备的简陋，和生活的动荡，使得新的史学研究工作在战时不得不暂告停滞。如其不致停顿，‘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英贤，固尚有之；然而他们生产的效率和发表的机会不得不大受限制了。”[35]
第一，图书资料的匮乏严重限制了研究工作的开展。
据统计，因为抗战中几度搬迁，原来北大丰富的藏书几乎全部陷于敌手，清华大学虽然抢运出一部分图书，但是在转运途中又遭敌机轰炸，损失严重。故长沙联大时仅有中外文图书六千余册。此后，西南联大虽设法搜集购买，但由于交通不便和经费困难，添购十分有限。八年间，联大累计共有中文、日文图书34100册，西文图书13900册，合计不过48000册[36]。鉴于此，西南联大甚至不得不通过决议，限制教员出借图书。如《西南联大图书馆教职员借书规则》就规定：“本馆藏书无多，以不出借为原则，特殊情况可通融；教员每次借西装书不超过5册，中装书不超过20册，各系因教学需要，图书馆可随时收回借出之书；每学期终时，教职员所借之书一律清还。”[37]在此期间，虽经商洽，联大与史语所实现了图书资源共享，但毕竟仍相当不便。例如，其中即规定：“每周一次通过联大图书馆，个人不能直接向史语所借书，全部借出之书，以30种600册一般书为限。”[38]
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即使是曾经饱览群书的陈寅恪，也难以维系正常的研究工作。他在1938年6月17日致劳干信中便无奈地说：“联大无书可看。……研究所无书，实不能工作。弟近日亦草短文两篇，竟无书可查，可称‘杜撰’。好在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谓国亡有期而汗青无日矣。”[39]与此同时，1938年10月，滞留北平的陈垣，也在其著《释氏疑年录》书前小引中附言：“惜寒斋藏书本少，释典尤阙，变乱以后，半束高阁，甚或以易米盐。平时瓻借往还，人事既迁，此乐亦不复得，今欲从事复勘已感困难，遑言补益？网罗不尽，良用慊然。”[40]
此外还可与此相印证的是，顾颉刚在《浪口村随笔序》中也写道：“讵意戋戋之求，时代洪流竟吝而不许。九一八变作而救亡之念兴，为通俗读物以事抗战宣传，社会任务益负益重，直无读书馀闲，至七七难起而被迫离其旧窟，只身逃死，不仅图书一册未携，即笔记稿本亦都弃掷，偶一执管，怅望踌躇。斯时也，恍若商贾之破产，士兵之缴械矣。”[41]他在1943年10月12日致胡适信中又再次倾诉说：“此数年中，治学则材料无存，办事则经费竭蹶，当家则生离死别，触目伤心，弄得一个人若丧魂魄，更无生人之趣。每念先生在国外，还过着正常的生活，亲大量的图书，曷胜艳羡。”[42]
由此来看，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素以史料见长的“史学二陈”和顾颉刚，也不免捉襟见肘，那就更遑论其他学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