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学术史研究逐渐升温，“整理国故运动”近年来也日益为更多的学者所关注。罗志田教授便将此作为一个主要研究课题，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在《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一文中，他具体探讨了五四后“科学”实践一度落实到“整理国故”、“古史辨”和“社会史研究”上的原因，认为其中“既有中国学人对考据方法相对熟悉而能有所为这一技术层面的因素，也因国人隐显不一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起作用”[23]。在《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一文中[24]，他又选取毛子水与张煊的论争这一事件切入，通过“回向原典”式的解读，从思想史视角考察了“整理国故”口号初起时知识分子的观念异同。而在《从治病到打鬼：整理国故运动的一条内在理路》一文中，他则敏锐地发现了一个以往研究大多忽略的问题，即胡适本人关于“整理国故”的认知前后并不一致；概言之，“整理国故的主要倡导者胡适，在最初论证其正当性和必要性时，基本不存‘打倒旧文化’之意，但他自己在北伐时期却转变了态度，将整理国故与‘打鬼’联系起来”[25]。此后，在《新旧能否两立：二十年代<小说月报>对于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一文中，罗志田教授又结合文学研究会前后两次的态度转变，深刻分析了这一逆转与世风的变迁密切关联，尤其“后一次很可能与北伐造成的政治权势转移带来的思想倾向转变相关”[26]。而在《民国趋新学者区分国学与国故学的努力》、《西方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的学科定位》、《国学不是学：西方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定位的困惑》等文中[27]，他则较为详实地介绍了民国学者对“国学”与“国故学”的不同诠释，以此来说明“国学”与“国故学”在当时就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而又充满歧义的概念。同时，他还在《民初趋新学者眼中的国学之“资格”与排他性》、《难以区分的新旧：民初国学派别的异与同》二文中[28]，指出了这样一种奇异现象，即民初一些趋新学者一方面极力否定“国学”或“国故学”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则又希望通过对研究“资格”的强调来确保“国学”或“国故学”的清纯性。此外，他还在《留学生读什么书：20世纪20年代的一次讨论》、《机关枪与线装书：从“国学书目”论争看民初科学与国学之间的紧张》等文中[29]，就当时社会上对胡适、梁启超开列所谓“国学书目”的反响与争议，进行了一番深入探析。以上诸文，大多已汇编入其《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一书中[30]。
与此同时，中山大学桑兵教授也对“整理国故运动”做了不少个案研究。他首先在《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一书中[31]，对中外学者之间的交往予以了缜密疏理，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状况与趋势。继而，他又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一文中[32]，充分揭示了西学对近代国学研究的巨大影响。而在《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一文中[33]，他则以陈寅恪致陈垣函中一语为楔子，通过另辟蹊径的阐发，在很大程度上重现了民国学界的基本格局。此后，在《近代学术转承：从国学到东方学——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解析》一文中[34]，他再次运用其所擅长的语境分析和人脉梳理方法，指出傅斯年《旨趣》的针对对象并不只是顾颉刚，甚至主要不是顾颉刚，而是此前长期占据学术主流的太炎门生。另外，他在《胡适与<水经注>案探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国际反响——以整理国故为中心》、《教学需求与学风转变——近代大学史学教育的社会科学化》等文中[35]，也对一些相关问题做出了十分精辟透彻的论证。上述这些文章大多已收入其《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一书中[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