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化论”遭到了严重挑战，“中化论”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影响日益增大
上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中国本位论”、“中国国情论”、“中体西用论”、“中国特色论”、“中西互补论”等虽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并代表不同的政治势力，但都可归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范畴，我们把它们简称为“中化论”。它们的共同主张是反对中国实行西方式现代化，认为可以而且必须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结合起来，在保存中国传统的同时吸取西方的优秀文明。换言之，就是要按中国的传统或国情来实现现代化，使现代化带有中国特征。例如“论中国化”的作者张申府所说：
我们总相信，改革中国是为了中国，至少也是直接为中国，其次才影响到全世界。同时改革中国总要就中国找办法，虽然一般大法不妨借资他人，借镜他国。因此，许多外来的东西，我们以为，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而且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会中国化。……但令自己作得了主宰，但令把用在中国的东西都斟酌着中国化，使它切合中国的国情，这样子，不拘什么外来的东西，都可利用之，既用不着什么疑惧，更不必作什么排斥。如此大哉中国！中国本来是如此的，希望现在正在自觉地建立着的新中国一定更是如此。
中化论者首先重新界定了“现代化”的概念。与西化论者不同，他们不再把现代化界定为西方化，而把它界定为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社会进步过程。“所谓现代化不是别的，就是工业化，机械化的意思，就是民族工业化的意思”。“所谓现代化，其实就是工业化”。在中化论者看来，现代化的主要意义是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和国家的富强：“所谓现代化，最主要的意义，当然是着重于经济之改造与生产力之提高。换言之，即使中国经过一次彻底的产业革命。因为无论中国之前途为资本主义或为社会主义，但中国经济之应改造与生产力之应提高，则为毫无可疑”。
将“西化”与现代化区别开来，把现代化界定为工业化，这对于中化论者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为将西方的工业文明与西方的政治和文化分离开来提供了可能，也为中国在不根本变动政治文化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可能。换言之，在中国实现现代化未必非要西方化。
他们尤其强调中西文化的互补性。著名教授张东荪认为，在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但不相冲突，并且是相辅相佐的”。著名科学家卢于道也重复了这一论点：“所谓文化，原为适应民族生存之资源，为历史之积聚物，吾人殊不必斤斤于何者为中，何者为西，何者为新，何者为旧之辩。凡有裨益于我国家民族之强大繁盛者，皆可采用之。西洋各国并不以采用中国之指南针为中国化，吾国采用西洋之火车轮船并非西化。吾人更不必因求全盘西洋化而放弃中国原有之指南针等等固有之发明”。
中化论者在强调中西文化融合的同时又指出两者有抵触的一面。强调中西文化相矛盾的一面的潜在意义在于，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生搬硬套西方的文明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甚至给中国带来灾难。他们常常指出，许多西方先进的东西到中国后就变成畸形的东西，而失去了其原先的先进性。之所以这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因此，当西化论者把中国现代化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西化”不够时，中化论者则把它归结为“中化”不够。他们痛心疾首地指出：
民族特征，即普通所谓“国情”。中国六十多年，维新变法革命之所以失败，由于不明国情，欧化者“削足适履”，以致“橘过淮南为枳”，欧美议会政治，搬到中国就成为猪仔政治。……外国科学教育，搬到中国就成为洋八股，美棉移植中国，产量就要减少，意大利蜂移种中国，酿蜜也比较不多。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国情”或“中国本位”呢？在这一问题上中化论者之间争议颇多。有人认为“中国本位”即是“此时此地的需要”，它包括“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有人则把“中国国情”理解为民族特征，它包括自然环境、民族素质遗传和历史文化。
一方面，中化论者认为中国传统中有优秀的成分和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另一方面他们又指出西方文明也并非全然是好的，它也有良莠之分，不加区分地全盘接受西方文明，同样会给中国带来灾难。西方人固然比中国人富裕，但西方国家两极分化，劳动人民受资本家剥削。瞿秋白这样说：“一方面有人因为痛感过剩，把大量的棉花和粮食销毁，把大量的牛奶倾诸河流，把鱼投入海中，把玻璃毁坏。另一方面呢？则成千整万的失业群众忍受着饥寒的熬煎，求一饱而不可得。以单是生产技术的现代化，这世界还是不免于畸形发展，不免于造就惨绝人寰的悲剧。上一回的世界大战，不就是生产技术进步所收获的果实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