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一些庸劣之人为了谋求政治利益而不择手段地获取“在世”的名声，却不具备与之相应的品德与才华，这种“名”与“实”的巨大反差，使“生者”的名声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严重的损害，人们对“在世”名人的尊崇与信任大为减弱，对其实际才华与道德素养持怀疑态度，这使在世名人的“含金量”大打折扣。魏明帝在谈及选拔人才的标准时便说：“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 [5](P651)在具体的用人过程中，魏明帝也是“取其效力，不贵虚名。” [5](P698)这种“在世”声名影响力的明显下降及其功利性作用的削弱，促使人们转而更多地追求“后世”的名声，以获取心理的满足，从而出现了由刻意于“立在身之名”向更加注重“求不朽之誉”的风气转换。虽然早在曹操执政时期便有所谓禁碑之令，但立碑镌铭是人们能够留名后世的重要途径，因而“禁碑令”在此后的推行情况并不理想。即《宋书·礼志》中所说：“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论》，以述伦遗美，云‘祗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就刊于墓之阴云尔’。此则碑禁尚严也，此后复弛替。” [9](P407)一度甚为严厉的禁碑令之所以“复弛替”，显然与普遍而又强烈的留名心理的冲击以及人们对立碑留名的高度渴求是分不开的。欧阳修在《集古录》中便收有《魏刘熹学生冢碑》，该碑是曹魏时穀城令刘熹为那些尚未出仕便因各种原因而去世的官学生徒们所立之碑，目的是使这些曾经勤奋苦读的学生，虽然最后“不终业而卒”， [3](P1135)但也能留名后世。
应当指出的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与立碑镌铭相比，传统史书在记事述功上存在着诸多“优势”，使史书的记述成为人们在“留名”时一种更具吸引力的选择。同时，在曹魏统治区，在碑禁尚存的情况下，那些不愿触犯禁令而又希图留名的人，不得不更多地选择了书史留名以规避犯禁风险。在当时，“书名传记”、“书名竹帛”成为人们追求留名的重要方式。曹植在给曹丕的上疏中便说自己希望能“名挂史笔，事列朝策，……功铭著于鼎钟，名称垂于竹帛。” [5](P567)而在刘蜀政权内，“追名古人，载勋竹帛。” [5](P996)“书功竹帛，遗名千栽。”“书籍嘉之，流声无穷。” [5](P1047)同样受到人们的青睐。在孙吴政权内，“书功竹帛，遗名后世。” [5](P1415)“名书史籍，勋在盟府。” [5](P1461)等等，是不少人的毕生追求。这种留名心理的延续与日益强烈，对史学的发展无疑是十分有利的。清代学者侯康所作《补三国艺文志》和姚振宗的《三国艺文志》中收录了这一时期数量可观的人物传记，[6](P3178-3181,3234-3241)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三
两晋十六国时期，一方面，“扬名万世” [7](P657)不仅是统治阶层，同时也是民间普遍存在的一种心态，更是有志之士的终生追求，所谓“志士思垂名于身后” [7](1475)。人们在无法使生命无限期延续的情况下，希望名声能像日月一样永存，所谓“悬名日月，永世不朽” [7](1536)。晋武帝皇后杨芷去世后，时人在为其所写的诔文中，便表达了希望通过诔记生平，使其“悬名日月，垂万春焉”的意愿。[7](P961)
而在当时，通过立碑镌铭等方式记述生平，常常能感动后人而获取千古之名。如西晋名将羊祜，镇守襄阳期间颇有惠政，去世之后，“襄阳百姓于岘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 [7](P1022)。再如晋武帝时，扶风王司马骏担任“都督雍、凉等州诸军事”，在任期间，他劝农商，安边陲，使西北一带的百姓得以安居。他去世后，“西土闻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为之树碑，长老见碑无不下拜，其遗爱如此。 [7](P1125-1126)这种通过立碑而获得的“留名效应”，不可能不对其他人特别是有着强烈留名愿望的人产生影响，带动树碑风气的盛行。《水经注·沔水条》载西晋名将、著名学者杜预立碑留名之事说：“沔水又东迳万山北，山上有《邹恢碑》，鲁宗之所立也。山下潭中有《杜元凯碑》，元凯好尚后名，作两碑并述己功，一碑沉之岘山水中，一碑下之于此潭，曰：‘百年之后，何不深谷为陵也。’” [8](P897)为了留名，可谓费尽心机。虽然晋武帝时期曾颁布过类似曹魏的禁碑令，所谓“晋武帝咸宁四年，又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 [9](P407)但与曹魏政权相同，起不到明显的“禁断”作用。张鹏一先生在其《晋令辑存》中所录“《文选》三十八李注引《陈留志》”中的事例，颇能说明西晋禁碑令不能严格执行的原因。文中说：“阮略字德规，为齐国内史，为政表贤黜恶，化风大行，卒于郡。齐人欲为立碑，时官制严峻，自司徒魏舒已下，皆不得立。齐人思略不已，遂共冒禁树碑，然后诣阙待罪。朝廷闻之，尤叹美其惠。”[10](P187)显然在当时，西晋朝廷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并没有对“冒禁”为阮略立碑进行任何惩处，而是“叹美”碑文追述的阮略的“惠政”，这实际上是对犯禁行为的纵容与支持，禁碑令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无法得到切实的执行。此后，在“八王之乱”及随之而至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起兵反晋的长期和严重的战乱之中，西晋王朝的政令则更加难以推行。西晋惠帝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著名学者束皙去世后，便有“门生故人立碑墓侧” [7](P1434)。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著名文学家陆云在“八王之乱”中被杀，其“门生故吏迎丧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时祠祭。” [7](P1485)显然，朝廷的禁碑令并不为人们所遵守。及至东晋，禁碑令事实上已经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即《宋书》中所说：东晋元帝后，“禁又渐颓。大臣长吏，人皆私立。” [9](P407) 树碑之风再次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