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的老师傅懋勣先生诞辰100周年。人生百年，绝大多数的人早已被尘世遗忘，只有不多的一些人让活着的人不断地回忆着。傅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的道德文章、学术风范如同火炬一般地照耀着我们。
一
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在这一年里恢复招收硕士研究生。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招收硕士生的导师之一。笔试合格后，我有幸参加了当年七月举行的面试。
报考前我没有见过先生，只是听别人介绍说先生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面的权威学者。我想先生这样的大学者该是怎样的一种威严而又睿智的样子，一定是额头宽宽的，个子高高的，两眼充满着智慧。复试的那天下午，我见到了先生。他的样子和我原来想象的还是有些不同。额头的确是宽宽的，眼睛中也充满智慧，但先生个子中等，神态十分和蔼可亲，一点也不威严。而且面前还放着一个十分不起眼的绿色军用书包。看到先生这样和善、平易近人，我原来心里的紧张稍稍有些缓解了。办公室的中间有一张很大的桌子，一边是两层的双人床，一边是柜子，床上和柜顶都堆满了资料袋，条件简陋。先生起身和我握手后，让我坐下。寒暄了几句，接着就问了我几个有关专业的问题。我还记得问到过对第二批汉字简化字的看法。我都尽我所知作了回答。先生表示满意，并且也非常平等地谈了他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不像是老师在考学生，倒像是朋友的促膝谈心。先生说话声音不高，语速平缓，话语不多，但用词极其准确，逻辑性很强，言简意赅，令我受益匪浅。这是先生给我上的第一堂课。
二
1987年4月，应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邀请，我去伦敦参加第二届亚洲与非洲传统与发展研讨会。行前先生让我去剑桥大学看望毕铿教授（Prof. L.E.R. Pickren），并转交先生给毕铿教授的亲笔信。先生与毕铿教授相识于1945年，到1987年已经有32个年头了。先生对我说，他自从1950年学成回国后，就没有机会再见毕铿教授，很是想念当年的这位老朋友。会议之后，我和民族大学的耿世民先生去剑桥大学参观，见到了毕铿教授。毕铿教授还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小坐。当时毕铿教授已超过90高龄了。他看到先生给他的信非常高兴。谈起先生当年在剑桥的留学生活，以及先生在获得了博士学位后，婉拒了剑桥大学提出的要他留下继续研究和任教的优厚条件以及美国耶鲁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高薪延聘，毅然决然地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时，仍是感佩不已。并称赞先生是中国一代学人的典范和代表。但是这些事先生从来未对我提起过。
“文化大革命”中，民族所中的某些人利用这些先生早已向组织交谈过，而且根本不成其为历史问题的事对先生横加迫害，致使先生左耳失聪，颈椎也受到严重伤害。所以先生坐久了，总会晃晃脑袋，动动脖子。这些情况在先生给我们上课或是与先生一起开会时，我们都注意到了。问先生是颈椎还是头不舒服，先生却总是淡淡一笑，说没事儿，就又继续给我们讲课或研讨问题了，从未向我们说明原因。
1982年后，先生从所里领导岗位退居二线，担任所科研顾问。先生曾向所党委作了40字的表态，即“有问必答，答必有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事必办，绝不代庖；学习马列，日新月异；积极著书，做出成绩”。先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但是所里的一些人，在先生退居二线后，在本应向先生请教和征询意见时，并没有一如既往地对先生表示出尊敬的态度，有时甚至有些故意的怠慢和不尊。这些情况我们看在眼里，心里颇有些忿忿不平。但是先生听说或知晓后处之泰然，继续着他自己的研究和著书工作，从未有任何的表示。
三
像罗常培、陈寅恪、梁淑溟、陈垣等等大师一样，先生这一辈知识分子、都有广博的爱国情怀，都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使命感，从不趋炎附势，有着“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先生讲课时经常教育我要先做人，后做学问，搞科学研究就要一丝不苟、严谨诚实，不怕水平低，一定要实事求是，不可弄虚作假，更不可东摘西抄，据别人的观点为己有。做田野调查时要能够下得去，吃得苦，一定要获取第一手的真实材料，切不可取巧，更不能想当然……这些都成了我后来从事研究工作时行动的指南。
先生曾身居研究所领导的要职，但他从不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他对待所有的科研人员都一视同仁。无论是研究水平高的还是低的，无论是同意他的学术观点的，还是反对过他的观点且被证明是错了的，甚至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蒙蔽、被利用或者就是别有用心整过他的人，他都一视同仁，绝不亲疏有别。他从来就不懂要安排自己的亲信和力量。以致有的同志和他开玩笑说，先生不分好坏人，他也总是平静地淡淡一笑，既不生气也不解释。他的心中好像大海一样，可以容纳一切好事、坏事、不平事，他只考虑学科和事业的发展，从来不考虑个人的利益。他也时常告诫我，要少说话，多做事，一心一意搞研究。研究搞好了，学科发展了，自己也就有收获了。我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去阿勒泰山区调查图瓦语，先生刚好应日本国立语言文化研究所之邀赴东京进行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一书的撰写工作。先生在繁忙的工作中给我写了数封信，指导我如何进行田野调查，如何记音，如何整理音位系统，如何在进行语言状况调查时拓展调查的领域，让我关注图瓦人的文化、历史、民俗、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到了1984年，我再次到图瓦地区调查时，有些调查合作人已经去世，我拥有的资料也就成了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