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降低自己的调门”
双赢固然可喜，但更多的时候这只是个别现象。不少作家担心，与影视走得太近，将会给文学造成损害。
张艺谋的《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小说，这部电影的成功让两人尝到了甜头，当时就决定再度合作。莫言随即拿出了《白棉花》，讲述的是棉花加工与收购的故事，结果被张艺谋婉言否决了。莫言觉得情有可原，因为他当初不仅处处为张艺谋着想，甚至女主角基本上是按着巩俐的路数写的。
“我忘记了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要在小说中表现自己的个性。这个性包括自己的语言个性，包括通过小说中的人物，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包括丰富的、超常的、独特的对外界事物的感受。”莫言这样表达自己的遗憾。
所以，他认为，在创作过程中，作家不能想到改编电影的问题，“写小说时，小说的准则是最高的准则，绝不能为了迎合电影而降低自己的调门”。
作家刘醒龙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凤凰琴》曾经风靡一时。就在1994年第三届金鸡百花电影节颁奖典礼结束当晚，电影剧作家张弦打来电话，一再告诫刘醒龙，他自己放下小说当编剧实属无奈，后来的作家切切不可涉足编剧这一行当。
刘醒龙说，这之前，他就意识到，影视是影视人的事，对他来说，小说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影视界有人对我的小说有改编兴趣，我当然不会拒绝，而且，这时候我已认识到，只要不将人改编成猫狗，大可不必对由文字变成视频的过程太当真。”
“谈谁比谁更高级，都为时过早”
在王晖看来，作家大规模地为影视剧本操刀，可能会将影视创作的规则或隐或现地运用于譬如小说之类的文学创作中，使内在、细致、想象和舒缓的小说律动，变成更加靠近影视叙事的动感、直观、快捷。也许，这将会改变小说创作的面貌，使小说等文学创作更加贴近时代的节奏、契合受众的诉求。
更深入的问题可能在于，作家因此做出某种偏离于文学经典模式的改变。王晖说，作家介入影视，要面临“两难”：是坚守还是放弃经典与传统？是拒绝还是迎合世俗与时尚？在编剧利益远远大过作家收益的今天，在影视影响远远大过文学影响的今天，这些问题将以诱惑性的姿态考验着那些有读者号召力的作家。
所以他认为，作家戴上编剧的“帽子”，对于整个文学生态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影响也可能造成作家的急功近利，放弃构筑经典的创作，而走向写作的商业化，成为文化工业的写手。
不过，周燕芬表示，文学和影视的联手难以影响到整个文学生态，因为永远会有痴迷于文学的作家在成长和坚持着，“相较而言，剧本粗制滥造的现象更为严重，如果剧作家真正能够秉持一份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真正把影视剧也视为艺术品来精雕细琢，注重剧本的思想艺术品格，小说和剧本创作就会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的良性运转状态，二者并不存在孰高孰低的不同，而只是艺术门类和形式的区别”。
王晖希望作家通过介入影视的方式，让自己重新回到社会生活的中心，引领时代文化的潮流。同时，他期待作家参与影视剧创作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是体现出他们对这一艺术形式的关注和热爱，“毕竟，文学与影视都有其作为独立的艺术形式存在的必要，现在谈谁比谁更高级，都为时过早”。（光明日报记者王国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