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王败寇”论，是对我中华史志文化的污辱与颠覆，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所不能够容忍的！
在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中，史、志图书是其极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在历经五千年漫长的物换星移，风雨苍桑，人为地焚烧历史典籍，以及历代战争的洗劫后，还仍然能够保存下来很丰富的史料，能够有五千年较有系统、较为全面的文字记载，这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罕见现象，这是中华文化的历史之根。我们党现在要继承和弘扬的中华文化，基本上就是由史书、志书记载和传承下来的，攻击自己的民族历史记载，无异于毁坏中华民族的历史之根。
史书之作，并不是始自春秋，而是远在黄帝之时就已开始，并且定之为一项制度。述史的目的，就是要将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各个方面，都忠实地记录下来，传向后世，以为后世治国者从前人的经验、教训、历史变化、自然变化之中，吸取借鉴，总结规律性的问题，以便将治国诸事做得更好。从而，达到一个“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明得失，知兴衰，辨是非，定犹豫，以便更好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造福百姓，福泽于子孙，有益于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这当中集中体现的，正是以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为指导，忠实述史，以便很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总体哲学观点。
正因为如此，历史的记载，原本就不是为甚么人歌功颂德，而要求的是秉笔直书，如实记录，于历史事实之中求其是。因此，史书之撰，要求不仅是从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广泛性历史记载，更要求述史者要不畏权，不惧势，不为亲者讳，不加仇者罪，而是可以“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记功臣，赞贤良，辨是非，一切都做到持中以观，依实而记。对于那种杀父弑君、败坏人伦、祸国殃民、蝇营狗苟者的丑恶行径，要给予毫不留情的彻底揭露。所以，黄帝任命了史官仓颉造字述史，而鬼神哭；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不然，述史而虚美曲笔，通篇唱赞歌，便是毫无意义的空文。
公正持中以述历史的起源之早，在古文字之造上有着明确无误的表意反映：“史”字之造，便是以“手”持“中”而为其字。今所见到的甲骨文，都是如此。如：①、②、③，至于④，则更像执中而书写的表义。故许慎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凡史之属皆从史，事职也。”这是很正确的解释。因为，中即正，与公、平、中庸、执中不偏的涵义一样。
中国历史上的史官所置，述史记事之早，在古代典籍中有着大量的记载。《论衡》言：“仓颉……为黄帝史”；《吕氏春秋》说：“夏太史令终古，见夏桀惑乱，载其图法而泣……商太史高势，见纣之迷乱，载其图法出”；《周礼·春官下》曰：“太史掌建国之六典”。古代史官又有左史、右史的不同分职。如《玉藻》所言：“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这就是为什么在记载春秋史事的典籍中，《左传》重记行动，《国语》重记言论的历史缘由。
正因为古代述史存在着严格制度，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所以，在中国才有当官者做好事，欲“青史留名”而不愿做坏事，害怕“遗臭万年”的国风。
宋代的司马光，将宋以前历代重要史事，集录为一部书，书名就叫《资治通鉴》，若变成现在的白话，就是说：这是供治理国家者通用的一面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