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大运河申遗成功后，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如何开发它，而是如何保护它。从某种意义上说，保护大运河比开发大运河更为重要。”在得知大运河申遗成功后，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院长李泉这样表示。
在李泉看来，近年来很多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往往都会采取一种“以开发带动保护”的模式。但这样一种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既牺牲了遗产本身的资源，同时也对遗产所在地的原住民文化形成了一定冲击。曾对大运河流域进行过长期考察调研的李泉坦言，目前看来大运河很多河段并不适合进行旅游项目的开发，尤其是运河山东段：“除了几个地方外，其余的遗产点并不适合作为旅游项目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投资开发和建设，比如说聊城。”
据李泉表示，在大运河申遗成功前，聊城当地曾将运河上的几处闸坝进行了修复：“许多来聊城运河段考察的专家，甚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来的专业人士，也对于这些闸坝赞不绝口，认为有很高的科技含量，体现了古人的智慧，但这些闸坝在老百姓看来，并没任何观赏价值，很多游客甚至觉得这个东西根本不该是一个景点。”
“所以我现在更愿意把它(大运河申遗成功)看成是一个新的契机，这可让大家重新摸索出一种新的世界遗产的保护方式。”李泉表示：“对于政府部门来说，这也是一道新考题，那就是当它不能为当地的经济带来发展时，你该如何保护它，你是否还有热情去保护它。这更考验我们的眼光和头脑。”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院长李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