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去衡阳焚我那年写的《抵抗者》，一部写常德会战和衡阳保卫战的长篇小说。那天是清明节，记得是一个非常平和的日子，我只身来到衡阳市岳屏公园，走近那座庄严的抗日英烈纪念碑，蹲下，把我刚出版的《抵抗者》一页页撕开，放在碑下，点燃了纸张，边烧边默祷：我来祭奠你们，你们当年在抗击日本侵略军时很英勇，没给湖南人丢脸，我为你们写了这本拙作。我默祷完，书也烧完了，正准备起身，忽然，一阵风刮来，将我烧书的黑纸灰刮得沸沸扬扬地飘上了天，四散开去。我当时很惊诧，这不是一个有风的日子！难道是因我焚烧书写他们的《抵抗者》一书，这些于1944年阵亡在岳屏山的先辈们显灵了？我当时兴奋得全身都起了层鸡皮疙瘩。
不一会儿，上来一些游客，大约二三十人，说一口怪怪的普通话，显然不是外国人。我问一男导游，导游说，他们是来自台湾的游客，专程替自己的祖辈来衡阳，祭祀当年战死在这里的国民党官兵。导游还说，这里还经常来一些日本游客，他们来祭奠战死在衡阳的他们的爷爷或伯爷爷、叔爷爷辈。我从史料上知道，侵华日军在攻打衡阳时死伤4万多官兵，其中战死一名日军中将师团长，还战死一名少将旅团长。我当时脑袋发胀，觉得我还得写一本书，书名就叫《战争与人》。这是我当时站在衡阳抗战纪念碑前许的愿、发的誓。这是我写这部《湖南骡子》长篇小说的起因。一个点、一个偶然的感觉，却燃起了我的创作冲动。《战争与人》，最终被定名为《湖南骡子》。
从那年起，我就开始收集素材，但在收集素材、正准备写作时，我被我写的《我们像野兽》等小说中原型人物、鲜活的生活深深吸引，于是写了《我们像野兽》。2005年，我重新捡起这个题材，打算写时，目标就大了，想写一部有厚重历史感的小说，它不光只是写一些“抵抗者”，还应该书写他们的一生、他们生活的轨迹及家人。这种思想一旦产生，责任心就来了，人就严肃无比，每天写，哪里都不去，甚至外出旅游的计划也取消了，因为我怕“断气”。小说是讲究气场的，气场一断，就接不上了，语言的感觉就没有了，每天写一点，那种语言的感觉就不会跑。《湖南骡子》的创作是由小变大，开始只打算写到湖南和平解放，解放后的事本不打算写。但在写作中，我童年和少年时候见过的、当年那些打过日本鬼子的上辈人，一个个闪现在我眼前，他们在1949年以后的生活，总让我思考。我当然可以回避，不写他们在极左年代所受的苦——那种凄凉的生活，确实让我不忍写。但这些人固执地闪现在我眼前，我绕不过。在《文学报》上，我与朱小如的对话中提过，我有个小学同学的父亲是个伤残军人，他的腿就是在长沙第三次会战中，被日军的迫击炮弹炸没的。这个残疾军人的形象经常浮现在我眼中，似乎在盯着我写《湖南骡子》，使我无法摆脱。我把他写成了小说中的“我大哥”，写了，就舒服了。
在收集素材和写作《湖南骡子》的过程中，我重新认识了湖南人。湖南人很倔强，很执著，不怕死，例如谭嗣同，可以逃却不跑，宁愿死。还有宋教仁、黄兴、蔡锷，身上都闪耀着倔强的灵光，在毛泽东、彭德怀、粟裕和黄克诚等人身上，同样也闪着这种光！不查看和追问历史的人不会知道，长沙第一次会战的意义有多么重大。要知道那是日军在侵华战场上，第一次在攻城掠地方面，没能拿下的城市——前一年他们攻克了武汉，几个月前又拿下了广州和南昌；拿下南昌后，他们兵分两路进犯长沙，以为长沙唾手可得。而当时挂帅进攻长沙的日军主将是冈村宁茨，一个中国战场上的杀人魔头，主力是在南京制造大屠杀的日军第六师团和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等。他们在长沙可没法制造大屠杀，因为长沙军民没给他们提供大屠杀的机会，长沙人共同御敌，硬是把两路日军(近10万人)打退了。这就是骡子精神——敢拼敢打，不逃跑不屈服，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日军逃跑。我就要写这种精神，这是一种民族精神！
有一个小体会值得交流，我开始用了很多历史史料，加起来有11万字；小说写完后，我看了字数统计，上、下两卷共70万字。我有点小得意，觉得自己写了本历史教科书，是读了史、查了资料的。但等我写完《黑道》一书，相隔一年多之后再看，这些史料却很刺我的眼，11万字的史料与我的小说叙述语言，完全是两种风格，于是我开始删史料，或把史料改为我的语言，写在人物身上。比如，写袁世凯称帝，我用了不少史料，有3000多字，谈不上很翔实，却也交待清楚了。但这段文字放在这里，总觉得怪怪的，开始删掉一半，接着又删去三分之一，最后，竟全删了，改成自己的语言：“上课时，肖老师沉痛地说：‘同学们，中国彻底没救了，袁世凯倒行逆施，称帝了。’”要知道，当时我是多么舍不得去掉自己写在小说里的那些史料啊。此外，事件发生的年月日开始都被我写在小说里，表明自己很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但小说有100年的历史跨度，年月日在小说里不断出现，便有记流水账的感觉。我首先删掉一部分年月日，接着又删掉一部分，最终果断地删去绝大部分，模糊时间，使小说中的人物与时间浑然一体。
小说里写了众多人物，虽然没把自己的头发写白，却常常把自己写得筋疲力尽，倒头便睡。感谢上天给了我一副好身体，让我有精力和时间阅读和写作。我在给《文学界》写的一篇自述《就有理由吊儿郎当》中说：“老庄思想于不经意中，光临了我，让我‘为而不争’。这个‘为’，是写作，却不去争写作之外的东西。”这些年，我一直是这么做的。(何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