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夏，教育部佥事周树人独自住在北京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里，下班之后除了逛书店，基本上足不出户，夜夜坐在灯下抄古碑。从1913年，差不多五年的时间里，他都是这么过来的——那时候，由陈独秀发起创办的《新青年》已经有一段日子了，外界的议论早已沸沸扬扬，但这个自绍兴来的中年人对此却并不关心，仍旧埋头于故纸堆中。直到旧友钱玄同前来探望他，劝他写些文章。
同样是在1917年夏，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胡适结束留学生涯，启程回国。在此之前，由于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文学革命”，他已在国内“暴得大名”。那一年，胡适26岁，刚刚归国即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少年得志的他在日记里引用了《伊 利亚特》中的格言：“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
正是从这个夏天开始，中国思想、文化界由于这两个人的出现，开始慢慢变得有所不同。
两个浮出水面的人
钱玄同见到周树人问：“你抄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周树人回答说。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钱又问。
“没有什么意思。”周说。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钱玄同说。
这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对话之一，也是“鲁迅”之所以诞生的由来。正是有了钱周两人相互的辩驳，周树人应允写一些文章。第二年，周树人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尽管在他心底，对这些文章的功用到底如何，是没有什么信心的，但毕竟他还是坚持写了下来。“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当中解释说。
从日本留学所见中国人之麻木，到辛亥革命波及绍兴后的种种亲身经历，再到北入官场后的所见所闻，鲁迅早已打消了对这个“新世界”的希望，从大欢喜到大幻灭，鲁迅对未来的悲观情绪，已经深深根植于骨髓。
“这种悲观情绪让他对一切都有不信任感，不论是当下的政府，还是新文化的“权威”，他远离这些，将自我放逐到社会的边缘。”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孙郁说。
相反，自美国回来的胡适却是踌躇满志，立志要做一番建设事业。但事情进展的并没有他想象中那样顺利——当时的北大，还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们的天下，不但多数教师国学功底深厚，即便是一些出众的学生，学问也丝毫不比教师们差。本来大家对胡适仅仅凭借博士头衔就得到教授职位不服，如讲授西方学问也就算了，但他开的课程偏偏是中国古代哲学史，压力可想而知。
一些学生也暗自酝酿“驱师”风潮，但学生中旧学功底最为深厚的中文系学生傅斯年去旁听了胡适几节课后，对同学说，“这个人书虽读的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凭这句话，胡适在旧学的大本营扎下根来。
是的，胡适走的路是对的，正是有了北京大学这个大本营，有了《新青年》这个阵地，胡适得以着力推行他的新文学主张。也正是他的倡导，白话文逐步取代文言文，不但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也最终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化后来的图景。
而鲁迅也正是在朋友的劝说下汇入了这股洪流，成为白话文运动当中最重要的参与者。他在希望幻灭之后所写出的白话文小说却有意无意间成为了历史的经典。
对此，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周质平曾评价说，“胡适是创造白话文运动的英雄，鲁迅是白话文运动创造出来的一个英雄。”
青年导师
胡适回国时，曾表示自己“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也由此老老实实在大学里做了几年学问。《中国哲学史大纲》等著作大多在此期间完成，但很快，胡适就陷入种种争论之中。
从“整理国故”到“问题与主义”“科学与玄学”“东西文化之争”等等，中国上世纪20年代最著名的一些争论胡适无不参与其中，有些是他挑起的，有的则作为重要角色。在这些争论当中，胡适系统的将自己主张渐进、个人本位、重实证，深受英美传统所熏陶的思想体系暴露于世人面前。
在胡适看来，从来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真理，以为抓到手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
一系列争论让胡适赢得了更广泛的声誉，其所主张的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用科学、民主、理性来取代旧有传统的思想逐步为众多青年所认知。胡适也由此赢得了“青年导师”的声誉。胡适要做的，就是要将杜威的理论、将欧美尤其是美国的民主经验传播到中国，传播到青年人当中，并将它变为中国的现实。
此时的鲁迅，对于这些大大小小的争论，多报以冷眼旁观的态度。“胡适思想中的理想社会就是美国的民主社会，他努力的方向也就是让中国朝那个方向走。但鲁迅心目中却并没有这样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式存在，他对任何完美社会的宣传都是存疑的。”孙郁说。
的确，经历了种种波折，洞穿国民性的鲁迅是悲观的，是怀疑主义的。他不停追问的一个问题是，“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即便人们是进入了大家描绘的黄金世界，那又能怎样呢，需要面对的问题还是老问题，“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
尽管对未来悲观，但并不防碍鲁迅会做出一些实际举动来支持青年学生的运动。1925年初，因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不满北洋政府教育部所派遣的校长杨荫榆的种种行为，发动“驱杨”运动，由此爆发了著名的“女师大风潮”。鲁迅在这场风潮当中完全站在学生一边，不但撰写文章抨击校政，还亲自担任学生组建的维持会的总务主任。为此，他被教育部总长章士钊免除了教育部佥事之职。而他甚至不惜与章士钊打了一场“民国以来最著名的行政诉讼”，最后法院判定章士钊违法。
正是鲁迅如热血青年一般的作为，也让他在学生中的声誉达到了极点。相反的却是胡适。
“北师大风潮”爆发后波及北大，北大评议会通过决议：以本会名义宣布不承认章士钊为教育总长，拒绝接受章士钊签署之教育部文件。面对这样的决议，胡适尽管也不赞成章士钊的种种作为，但却也不同意学生们过多的卷入政治斗争，他呼吁青年学生们应当“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而“不应该自己滚到政治漩涡里去，尤不应该自己滚到党派政争的漩涡里去”。群情激愤的学生如何能听的进如此劝告，上海学生联合会甚至专门致信给他，“先生前曾为青年指导者，青年所期望于先生者良切。先生近来种种举动，荒谬卑污，长此以往，先生将永为吾全国青年所深恶痛绝。”
不同的选择
北京的局势一日紧似一日，学生风潮此起彼伏，紧接着发生了“三·一八”惨案。继而鲁迅南下远走厦门，不久，转至广州，最终定居上海，开始了最后十年的生命历程。
上海时期的鲁迅彻底从文学创作转向了社会批判。在那里，他的杂文创作达到了高潮。也正是这些杂文，让后世的人将其塑造成为一个斗士，一个引导社会舆论的文学旗手。
人文学者、《黄河文学》副主编谢泳则不同意这种长期以来对鲁迅的认识。“严格说，鲁迅对中国左翼思想是有影响的，但作为一般的社会影响，在知识界，他没法和胡适相比。”谢泳说。那时候，鲁迅是寄寓在上海租界当中的自由职业者，而胡适则是频频出入学界、政界的大学校长。
无论怎样，在上海时期的鲁迅是发出了大量声音的。这些声音的主旨是对社会、对黑暗面的批判，以及与形形色色的人之间的论战。“很多年轻人说鲁迅骂人很苛刻，但是鲁迅骂过的人都是一些社会贤达、雅士、士大夫，是那些悠然自得、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的文人。他保护的、他喜欢的都是那些被流放或者是被打压、很穷困的人。”孙郁说。
凭借自己的正义感，鲁迅始终是愿意站在弱者一边的。但他没有也无心为大众去指出一条光明之途，“他甚至对任何选择都存怀疑，认为人一旦选择，就成为选择的奴隶。他真正坚持的就是对个体的尊重和个性的张扬。”孙郁说。
对于这一点，鲁迅自己是深知的，面对前来请教人生方向的青年，鲁迅亲切待之，却又怕他们向自己学习，“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渊，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我之怕上讲台讲空话者就为此。”鲁迅曾在信中写道。
相比于鲁迅与权势的互不相容，胡适的所作所为则要入世得多。从提出“好人政府”，到主张“宪政国家”，无论是对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胡适似乎都没有放弃过改造的努力，尽管在现实当中，胡适的种种努力被左翼人士认为是与虎谋皮，甚至是在为虎作伥。
1929年，胡适在《新月》杂志发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1932年又创办《独立评论》。胡适在这些杂志中大声呼吁保障人权，言论自由，并主张宪政民主，反对一党独裁。
回头看来，胡适有些文章对国民党的批判，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鲁迅，今人读之尤为其担心。针对国民党不循法制，任意压制人权，胡适写道，“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文人’‘土豪劣绅’‘共党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无论什么书报，只须贴上‘反动刊物’的字样，都在禁止之列，都不算分割自由了。”
针对国民党推行的“文化运动”，胡适评论说，“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这种理论便是后来党国时种种反动行为和反动思想的根据了。”在这样猛烈的抨击下，国民党查封了登载胡适文章的《新月》杂志，并迫使胡适辞去了中国公学校长之职。尽管如此，胡适始终坚持，自己的批评没有恶意，只是为了国民党自身的改善。
“胡适和鲁迅都是对当时的体制不满的知识分子，但两人所走的路径不一样，鲁迅带有左翼倾向，并带有乌托邦色彩。而胡适遵循的是自由主义，比较重视经验和事情的操作性。但两人却有共同的底线，那就是要求社会更公平，更有正义。”谢泳评论说。
谁人能知身后事
1931年，柔石、胡也频等五位“左联”成员被捕杀，两年后，鲁迅写下了众所周知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其间，他还在左联内部刊物中发表了一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先驱的血》，称统治者是“在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1933年，好友杨杏佛被杀，他写下了“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这样沉重的悼诗。
越来越压抑的现实，以及众多友朋的鲜血，也让鲁迅彻底走入与官方相对抗的途径。他成为“左联”的“盟主”，频繁谈论苏俄文学，冀希望于“无产阶级文学”。
但没有多久，鲁迅就发现，在“左联”，自己的作用被过分放大。时任中共宣传部长的李立三让鲁迅用真名骂蒋介石。鲁迅拒绝了，“文章很容易写……但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
另外一些左联实际负责人的作风，也引发了他的深深的不满。而那些所谓的“革命文学青年”所暴露出的当权之后就专横的行迹更令他警觉，“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鲁迅说。
到了后来，鲁迅几乎与“左联”完全决裂。这个与当政者决裂，最后又与盟友决裂的人，始终还是对任何权力拥有者都抱有警惕之心，他似乎又一次陷入1917年那个夏天之前的孤独当中。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他在遗嘱当中提到“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有关于纪念的事情。”但这两个心愿似乎都没有达到，他的丧事，成为继“‘四·一二’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在数万人参加的葬礼上，一面写有“民族魂”的大旗覆盖在他的棺木上。以此为起点，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鲁迅的地位被越树越高，最终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圣人”。
“鲁迅生活和创作的意义在于让中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鲁迅是悲观主义者。他对中国国民性的深刻认识，我个人认为这才是鲁迅遗产中最重要的东西。”谢泳说。
真有人能理解鲁迅吗？也许还没有。
或许所有尊崇或贬低鲁迅的文字都是他本人所不乐意见到的。正如1926年鲁迅在《影的告别》中所写的那样，“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毕竟是书生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势日渐颓废。为了吸引知识分子为国效力，国民政府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一大批中国社会最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加入其中，胡适也不例外。在大敌当前之际，胡适终于选择了从议政转换到参政。
1938年，胡适受命担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此后，胡适在美奔波数年，游说于美国各个机构，动员美国支持中国抗日。1942年，胡适卸任，留美直至抗战胜利。这可能是胡适与当政者最为接近的时光。
战后，胡适出任北大校长，摆脱政坛约束的胡适再一次老调重谈。1947年，胡适在《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中提到，“我深信这几百年逐渐发展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最有包含性，可以推行到社会的一切阶层，最可代表全民的利益。民主政治的意义，千言万语，只是政府统治须得人民的同意。”但此时国共两党激战正酣，谁又会再去理会胡适之言呢。
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选择了开创历史，但这一次，历史却没有选择胡适——1949年，胡适赴美，此后寓居美国以研究“《水经注》案”为乐。身在美国的胡适，还是给时处专制统治的台湾社会打下了一个民主的楔子。他和好友雷震在台北共同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继续推行民主政治的理念。
《自由中国》屡屡发表抨击台湾一党专政的言论，而为当权者所不容。1960年，雷震被捕，《自由中国》停刊，胡适多方营救未果。不久他也在台北病逝。
胡适去世后，曾有挽联追悼他，“先生去了，黄泉如遇曹雪芹，问他红楼梦底事？后辈知道，今世幸有胡适之，教人白话作文章！”这似乎概括了胡适在开创“新红学”，推行文学革命方面的功绩，但胡适的心愿肯定不仅在于此，这个一辈子呼喊自由、民主的人，更介意的是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只是他至死在此方面一无所成。
研究了多年的鲁迅，孙郁更愿意将鲁迅和胡适相提并论，在他看来，“胡适的选择是常态人生的记录，鲁迅则是非常态的。在鲁迅消失了的地方，胡适便凸现出他的意义。
一个病态的民族，胡适的自由之梦，常常没有鲁迅式的绝望之音更具有广泛性。我以为要梳理中国‘被现代化’历程中最富魅力的因子，鲁迅与胡适的互补性是重要的。或许，国民精神重塑的新途，他们是真正的奠基人。”孙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