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儒家学派第三期发展代表人物杜维明：
“中国文化对解决人类困境大有裨益”
1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有深厚的哲理，而且有在当今落实的可行性”
记者：作为新儒家的领袖人物，您认为自己是儒学的继承者、批判者、研究者还是推广者？
杜维明：我刚好借这个机会，厘清对自我的了解。新儒家这个观念可以重新考虑，感觉这是以前中国内地研究台港儒学发展的一种称谓，有一种“他者”的视角。
学术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儒学有第一、第二代的长期积累，我认为儒家第三期发展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从曲阜到中原是儒学发展第一期，从中国到东亚是儒学发展第二期，从东亚走向全球即是第三期)。
关于学术研究，一方面是同情的了解，另外一方面则是带有批判性的认识。我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学者，研究儒学，包括外延的相关知识，同时指向内部的领悟。我希望通过对儒家传统的理解和阐扬，能够对人类的重大问题进行哲学反思。
记者：世界伦理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前景如何？
杜维明：世界伦理有两种走法，一种是走得越薄越好，把人的特殊文化背景都忘掉，探讨一个赤裸裸的人如何存活下来。另外一种就是要把它给讲厚了。
我们知道每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都有他的族群、性别、年龄、意识形态、背景和生活条件，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而每个文化也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如何在无数独一无二的文化认同基础上进行沟通？
我们走的这条路就是循着和平文化的实现必须从容忍、承认和尊重异质文化的思路展开。
我们的方法是，致力于宽广的文明对话，目的是希望能为中华民族重新建构一个新的文化认同创造条件，我们希望这个新的文化认同是开放的，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多元的，是具备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能力的。
与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融合，构成现代中国人都认同的基本价值，在我看来这种融合是厚重的，可以规避狭隘的地方主义，也可以超越抽象、单一的普世主义。
2 “希望通过对儒家传统的理解和阐扬，能对人类的重大问题进行哲学反思”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有深厚的哲理，而且有在当今落实的可行性”
记者：您作为儒家第三期发展的代表人物，创办世界伦理中心是出于怎样的想法？
杜维明：我们先是在2010年成立了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研究范围包括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和世界伦理。文化中国包括的范围比较大，除了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这些华人地区，还包括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离散社群，以及由那些和中国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婚姻关系的外国人所组织的社群；凡是与中国有商业、企业、媒体、学术、外交、政治和旅游等方面的交往，对中国文化有着长期关怀的人都包括在内。
文化中国，与当前华人的认同问题有密切关系，包括两岸关系的认同、香港澳门的认同、印尼华人的认同和各种不同地区华人的认同。
文明对话，就是指不同的文明特别是轴心文明，比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佛教，还包括中国的儒释道等的交流。我希望每年聚集一批代表不同文明的顶级学者在北京大学进行交流。
世界伦理中心是在文化中国和文明对话的基础上成立的，它并不是一个只研究普世伦理的中心，但孔汉思数十年在文明对话的基础上探讨普世伦理是我们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资源。
记者：当下促成世界伦理中心成立，恰逢一个怎样的契机？
杜维明：文明之间有关核心价值的对话，譬如中美之间核心价值对话的时机已经成熟，这关乎人类的生存与繁荣。文明之间本没有冲突，只有无知才会产生冲突。共享的风险性连同共享的渴望，一起激励我们超越单边主义，致力于培养对话式的文明。
记者：这次为什么会将世界伦理中心扎根中国，落户北京大学？
杜维明：我一直从事儒学的研究，14岁那年，我还没有碰到徐复观、牟宗三先生，那时第一次看《大学》，就觉得很亲切。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不仅有深厚的哲理，而且有可以在当今社会具体落实的可行性。
我们认真考虑当下这个时代语境，反观人类的困境，就会发现无论是个人、家庭、社群、国家乃至世界的问题，都可以对照儒家的精神加以反思。
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所代表的生命形态，确实对人类目前的困境，例如生态环境、国际冲突和人的存活等问题大有裨益，值得参照。
一直以来，我都从事学术研究，也有过很多对话的实践。我们知道目前自觉具有儒家性格的基督教徒、犹太教徒或佛门弟子已屡见不鲜，因为儒家讲的是做人的道理，而这是每个人都不可能逃避的语境。
作为一个人，我们无一例外地处于做人的抉择和思考，无一例外地需要面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问题。
3 “中国每个领域都在市场化，中国学生现在最应该怀有的是敬畏感”
记者：您平日喜欢和年轻人交流吗？你在美国和中国都有教学和学习的经历，对于两地学生有怎样的看法？
杜维明：我非常喜欢和年轻人交往。之前有关于中美学生价值抉择的一个对比，让他们自己选择金钱和权力还是智慧和知识，不少美国学生选择了智慧和知识，而中国的学生选择权力的比重大。
中国每个领域都在市场化，包括职业选择、对物质条件的选择都受到这种氛围的直接影响，年轻人对于人如何立本的人生规划都受到这个大环境的直接控制。
我认为中国学生现在最应该怀有的是敬畏感。而我想做的工作就是继承蔡元培的办学理念，把中国的儒家精神变成一种既能在现代学术基础上站得住脚的学问，同时又能在身心性命方面受用的德业。我们应该谨记学习的结果不仅指向“成学”，更应该反映在“成才”，不要只想着掌握知识、培养技术。大学的教育更应该继承文化，为学生创造自我发展的条件，让他们成为有批判意识的人。（钟琳 李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