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要读书？简言之，是为了收获知识，还有情感道德的陶冶，思维方式的养成。而读书人收获的过程、陶冶的过程、养成的过程，必是其“穿越”的过程。
“穿越”，其实就是读书人“运用脑髓，放出眼光”，细嚼慢咽、不断消化的读书功夫。“穿越”，对于读书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一本书，从一定程度上说，不就是作者替读者砌筑的一堵思想围墙吗？如果读者只会在这围墙里打转转，始终走不出来，也就是说，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失去了自己的主见，这样的读书，不是做了别人思想的奴隶吗？更何况，书读得越多意味着读书人被围堵得越多，加之作者的知识、观点、思想、情感各有差异，于是乎，读者思想活动的空间亦会愈来愈狭隘。
“穿越”，其要在“穿”，贵在“越”。作家梁晓声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说：“要读什么样的书呢？比如说，我们想要知道今天的欧洲为什么是这样的，就要读点西方文化史，了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那是现代西方文化思想的源头。同样，今天的中国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梁晓声的这段话，很耐人寻味。他从“顺穿”和“逆穿”两者有机结合的视角，指导人们依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时间顺序，由果溯因与由因溯果并重地去了解“西方文化史”，进而把握当今欧洲的面目。这样的读书法，自然也适用于了解和把握今天的中国。
“顺穿”、“逆穿”，固然很重要，但“横穿”也必不可少。“横穿”的读书法，其实也就是放在相同相似的时间段中，横向跨多种学科界别乃至跨国界去比较、甄别，进而了解事情的真相，把握要领，正确无误地掌握我们所要了解的事情的本质。记起学者顾颉刚先生说过一条重要的读书心得：“读书不可以有成见”。他强调：“以前的人因为成见太深了，只把经史看作最大的学问，经史以外的东西都看作旁门小道。结果，不但各种学问都被抑遏而不得发达，就是经史的本身也是不能研究得好。”顾颉刚先生之言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知识之间、学问之间是可以互补的，“横穿”读书、“越界”读书，更可以增添知识的丰沛性、学养的厚重性、事理的辩证性。
我始终相信，无论“顺穿”、“逆穿”、“横穿”，要在“穿”中找寻出相关人事的因果关系、逻辑关系，必然需要自我的分析、判断，必然需要以事实为依据去缜密考证，进而得出符合科学规律的结论。这一过程，不就是“越”的过程吗？
自然，读书人若能作由点及面、由此及彼的“穿越”，那便是读书的全新境界了。想起了孔子的《论语》，古有“半部《论语》治下天”之说，那是将《论语》奉为中国文化思想的渊源之故。不错，孔子的《论语》确乎让人怦然心动、醍醐灌顶，读懂它、悟透它，需要我们真正用心。正如学者于丹所言：“《论语》中的简单真理之所以穿越千古尘埃，正缘于它能让后世子子孙孙在日益繁盛而迷惑的物质文明中得以秉持民族的根性，不至于因为可供选择的机遇过多而仓惶。”因为于丹的“穿越”，所以她为我们“链接了多彩世界的灰色孔子。链接是广泛的，东西南北，古今中外。主题却是单纯的，单纯到没有色彩，没有性别，没有时间和空间，只有温度”(易中天语)。读《于丹〈论语〉心得》，虽让我们难以知道其笔下的孔子“是不是学者的孔子、历史的孔子、真实的孔子”，但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是我们的孔子、大众的孔子、人民的孔子，也是永远的孔子”，因为时代太需要这样的孔子，太欢迎这样的孔子了。只是对我们而言，于丹能够“穿越”《论语》，而我们能够“穿越”于丹的心得吗？
最近，读到《培育文化的从容与优雅》一文，其中的几段颇耐人寻味：“文化的从容与优雅表现在文化发展中宽容的心态和包容的胸怀，社会转型期多方利益诉求和矛盾频发，需要文化的弥合与整容。对待不断躁动的民粹主义，既要引导又要宽容，要显现主流文化的智慧，既不能过度压抑，也不能过度纵容，要有从善如流的自信和耐心。文化的从容与优雅不失亲和与谦和，正是这内在的底蕴抑制了外在的奢华，它不事炫耀，而是内涵的提升”，“什么时候当全民族真正懂得了文化的从容与优雅，文化强国之梦的实现就不远了”。是啊，“随着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的上升，中国在文化发展上要有清晰的目标和战略定位，在文化风貌的展示和民众的文化素养上要培育一种从容和优雅”，如何培育？不妨再读一读孔子的《论语》，因为太多的答案就在里面。（赵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