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全国，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同时内忧外患加重，文化建设问题于是凸显，读经争论再起。教育部于1930年颁布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继承了不设读经科、小学用白话的规定。1931年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来中国考察，写成《中国教育之改进》，认为中国教育应建筑在固有文化基础之上，于次年国内翻译出版后引起热议。三十年代初主政广东的陈济棠、湖南省主席何键分别在省内推行读经，声势颇大。1934年国民政府明令祀孔，蒋介石也倡导以礼义廉耻为核心的新生活运动。教育部于1934年4月通令禁止强迫小学生学习文言文及读经，由此引发关于读经问题的新一轮讨论。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教授在《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发表《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宣言》，引发了本位文化论与全盘西化论全国性的大争论，读经与废经成为论辩双方的着眼点。争论的主要问题有：经之于现代中国文化是神圣性的、根基性的还是普通性的；读经是否实为军阀及国民党的统治策略；读经是否有助于提振民心、挽救国难；读经是否可提升民众道德水平、维持国家长治久安；以经为主体的古文是否还该学。
这些争论直接影响到对中小学读经的看法。绝大多数论者不反对大学相关系科将经学作为文献资料加以研究，但对中小学读经很多论者持谨慎态度。相关讨论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关于该不该读。总体上肯定经在现代仍有价值的论者之中，对中小学是否读经有三种看法：第一种不主张读，理由主要有：不易理解；国文、历史、公民等教材中已有相关内容，不必另读；观念、时间上妨碍理工科学习。第二种认为应从初中或高中读起，小学不应读，主要是无法理解，不会取舍。第三种认为应从小学读起，理由主要有五：一是一些经典的意思较易理解；二是小学应以培养道德心性为主；三是读经所需时间有限，无碍算学（很多论者主张每周读一二小时）；四是小学生心地澄明，应以正确思想占据其头脑；五是小学生记忆力强，不管理解与否，应先大量背诵，待以后再逐渐理解运用。以上不同意见的核心是对经的现代价值、难易程度和中小学生理解力的不同认识。
关于读的内容。不少支持中小学生读经者对于所读内容提出了具体建议，最基本的是“四书”，因为其较易理解，重在伦理修身，合乎读经初衷；其次是加入《孝经》；再次是加入《礼记》部分篇章，都是围绕基本的伦理道德及其原理展开的；再次是《诗经》、《左传》，为其有文学价值；再次是《尚书》、《周易》。还有论者进一步对选编方式提出了建议，要之如下：（1）节选，要符合现代精神及生活所需，一般以伦理道德类为先；（2）作必要的改良，不能固守古人思想；（3）分类编纂，以更见出其系统；（4）不局限于“十三经”，应杂取史、子甚至集部类书；（5）附一些古人注释、相关历史事迹，以引起兴趣、帮助理解。
关于读的方法。在学习方法上，论者大都强调两点：一是注重理解而非如以前那样死读，要求教师运用各种适合儿童接受能力的方法促进学生理解；二是要切己体察，学以致用，力践躬行。这是对儒学原始精神的回归，也表明读经主要由知识传授向人格塑造、由存圣教向助修养过渡。
关于课程设置。有些论者主张设专门时间读经，每周一二学时。不少论者则不主张中小学特别是小学专门读经，给出了一些替代方案，如：将读经改为经训或伦理或修身，或直接将学生可懂可用的相关内容并入国文、公民及历史教材中；改编成语体文，用浅白文字表达伦理之旨，或用具体事例阐述经义；选择适合儿童心理之部分，改编作故事或戏剧，教其阅读和表演。这些看法很有创见，出发点大概有三：一是经书的精义有限，不用专门去读；二是可以充分理解，避免死读；三是避免给反对者以口实。
以上论点较之旧时代全学、照学的方式已有根本不同，考虑到了经的价值及现代适用性，又考虑到了学生的接受特点，兼顾了社会本位与儿童本位。对中小学生读经而言，读什么和怎么读的问题，直接关系到读经的合理性及成败。
（作者：张平仁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