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新世纪国学热，社会各界关于读经的各种议论也一直在进行。有时历史仿佛可以轮回。如果把当下的这场论争与发生在清末及民国时期关于读经的讨论放在一起，就会饶有趣味地发现，虽然时代与时局迥然不同，但今日之辩题，当年大都曾被涉及。两种语境之间，交叉之处颇多。我们不妨通过阅读此文，去做一次思想的穿越。
一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师夷长技”，中西文化问题凸显。不过，在“中体西用”论占居思想主流的局面之下，中国的伦常名教与西方的富强之术并行不悖，士人传统的读经活动基本未受影响。随着洋务运动由兴而衰，时人逐渐认识到西学有用有体，遂开始主张改革科举。因主张者着眼于“致用”，故统治者也支持并推进；但有人进而鼓吹民权、议院，试图推动政体变革，并随之有病经、废经之议，这就为统治者所不容。张之洞于维新变法前夕抛出《劝学篇》，在倡导致用的同时，强调的是“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这种是华夏民族，这教便是儒教，这国即君主专制之国。力图维护经学意识形态地位之良苦用心显而易见。
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后，清廷加快改革步伐，大力兴办新式学堂传授西学。与此同时，为了应对愈演愈烈的民间诟病经学之风，防止新式学堂中经学教育被弱化，1904年初颁布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主持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在所附《学务纲要》中特意强调“中小学堂宜重读经，以存圣教”，“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较之前一年张百熙主持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新版的章程中，经学课时不但未减，反而增加了。章程规定中小学堂皆设读经讲经科，初等小学堂讲授《孝经》、《四书》、《礼记》节本，每星期12小时（各科总计30小时）；高等小学堂讲授《诗经》、《书经》、《易经》及《仪礼》之一篇，每星期12小时（各科总计36小时）；中学堂讲授《左传》、《周礼》，每星期9小时（各科总计36小时）。章程颁布后，一些论者针锋相对地指出读经非幼稚所宜。
此时，科举妨碍新式人才的培养，应予废除，已然成为社会共识。清廷遂于1905年下诏停办。不过，停办科举的同时并没有停止读经。袁世凯、张之洞等《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的奏折中，认为科举时代很多士子对经书不全读、不尽解，而学堂首以经学根柢为重，有内容和课时的规定，“旧学非但不虑荒废，抑且日见昌明”。而实际上，统观当时中小学堂的科目及课时，读经讲经只是8至12门必修课之一，课时只约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经学不再是独有、独尊的知识，加之西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对经学形成冲击，经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自然弱化。更为重要的是，一支不依附于封建政治的独立知识分子阶层，正由此而逐渐形成。它的兴起，势必对社会各界关于读经的看法产生重大影响。
随着革命思想的传播及清廷宪政的推进，废经呼声越来越高。1911年4、5月间在上海召开的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通过初等小学堂不设读经讲经科的议决案，并于7、8月间举行的全国教育会议上经过激烈争论获得通过。这项决议虽因御史弹劾未向内阁呈递，却可看出废经已成为教育界的主流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