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济南不仅为山东工商业要埠,还是华北乃至全国的工商业重镇。
上世纪20年代济南新式工业资本居全国城市第8位,商办工业资本居第7位。据1933年调查,济南现代工业172家,涵盖25个行业,仅以机器为动力的产业工人就达1.5万人。一些企业发展势头良好,可谓欣欣向荣。
随着日军侵华,繁荣的济南工商业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于此略述一二,以窥其一斑。
首先,日军以“军管”或“中日合营”等形式肆意掠夺。1938年2月,日军宣布对成丰面粉厂“军管”后,原有股东靠边站,日方只留用职工7人,工人71人,其余均予遣散。据成丰估算,其间盈余至少179万元,日方仅给5.67万元即作了结。从“军管”到“合办”,抗战8年成丰总损失至少190余万元。
其次,在日军物资控制和经济统制下,原本兴旺发达的工商百业萧条至极。济南本为金融业重镇,“七七事变”时共有银钱行号52家,1939年仅剩26家,资本不足伪官商合办鲁兴银行的四分之一。又如成大纱厂1944年被日军运走8000多枚纱锭,拆毁纱锭1万余枚,机器被破坏得残缺不全,1300余间厂房屋舍倒塌大半,破乱不堪。日军投降前夕,厂内仅有资金8.4万元伪币,次棉8万余斤,粗劣棉纱17件,负债2400余万元,职工生活苦不堪言,难得一饱。再如振业火柴公司1944年产量仅1.23万件,只相当于1913年的0.5％。
最后,千方百计打击不甘心与日军合作的企业家。日军侵占济南不久就召集工商界头面人物集会,成立伪济南市商会,一些不愿与日军合作的企业家备受打击。1943年复聚长粮栈王冠东被日军以“暴利罪”逮捕入狱。
尽管如此,日军却打着“大东亚共荣”、“中日提携”等美妙动人的欺骗口号,声称“发展”济南工商业。这种最大限度控制掠夺资源为侵华战争服务的强盗行径,恐怕他们也不相信自编的谎言。 □徐畅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