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会议室喜庆热烈。我会会员，原民进中央委员、民进江西省第三、四届委员会常委陈文华在同行们热烈的掌声中，从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孙刚手中接过“创立农业考古学科30周年”证书。
孙刚副省长说，陈文华先生作为哲学与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获得今天的特别荣誉，体现了其“可敬可佩、可喜可贺、可学可鉴”三个特点。陈文华当年克服硬件和软件条件的困难，创立了农业考古学科，让我们由衷感到钦佩。农业考古学从无到有，逐渐成长成熟，能够在激烈竞争和不断变换的社会学科中生存发展下来，值得我们欣慰和庆贺。陈文华先生在研究中的求真务实、坚韧不拔、不亢不卑，严谨治学和不断创新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因祸得福挖墓结缘农业考古
1935年，陈文华出生在福建厦门沿海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是个木匠。还在他十岁的时候，因生活所迫，父亲就丢下一家老小，背井离乡，漂泊到海外谋生，善良的母亲节衣缩食供他读书。陈文华发奋苦读，在文学、历史、美术、文艺等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成为厦门大学历史系一位高材生。1958年，23岁的陈文华却再一次遭遇了命运的作弄，毕业前夕，他被推上了“反右”的末班车，“右派”这顶沉重的帽子戴到了他的头上，他派到江西省博物馆，每月只有26.5元的生活费。由于政治条件不好，不能从事革命史研究，只能去挖墓，干那又苦又累又危险的考古挖掘工作。期间，陈文华的感情生活也遭受重创，大学同窗多年的恋人为了免受牵连而与他分手了。
工作的艰辛和情感的孤独并没有让陈文华沉沦堕落，他相信历史总会清白，于是立志潜心治学，决心要在科学的道路上踏出一道足迹。在博物馆的八年中，他参加挖掘了上千座古墓，江西几个大型水库他几乎是用脚一步一步量完的。在无数个充溢瘴气的墓穴里，他总是头一个进去，掘墓时掉下的砖头泥土经常砸得他头昏眼花。有时为了守卫文物，他还要在墓地过夜。为搜集农业考古资料，他跑遍了全国除西藏、台湾外的各省博物馆。
出于爱慕陈文华的才华以及看中他对工作的热情和执着，在陈文华最倒霉的岁月里，在一所中学任语文教师的程光茜，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不顾各种反对和阻力执意嫁给了他。意外的温情让陈文华受到莫大的感动和欣慰。程光茜回忆说：“那几年，他每年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外面，到各地收集的资料中光画的图谱就有厚厚五大本。考古工作长年在外，风吹雨打，日晒夜露，他变得又黑又瘦。他有胃病、腰痛，仍然坚持做挖墓、挑担的艰苦工作。他将自己能摄影、会绘画的本领全用在收集考古资料上，他整理的发掘报告总是质量很高。他觉得，起劲地工作，这是对自己最大的安慰。”
牛刀初试小菏已露尖尖角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31岁的陈文华再次遭遇水深火热的困难，他第一个被揪出来，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停止了工作，接受批斗，劳动改造。1968年10月，他又被勒令带着妻子、60岁的丈母娘和刚10个月的儿子下放到边远山区宁都县，开始了他的三年农村种田生活。临走时，他心疼地卖掉了所有的杂志书籍，只留了自己的一摞考古资料和笔记本。
8年的古墓考古工作的经验和3年的农村种田生活，让陈文华对农村和农业有了充分的了解。他发现锄头、犁耙、水车、磨盘等劳动工具早在汉代就被广泛使用，已经延续了2000多年。
1975年，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提出“各行各业都要为农业服务”要求。陈文华刚从农村“借调”回省博物馆不久，成为业务骨干的他向领导提出办个《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下乡巡回展览的建议。奈何好事多磨，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这个建议才得以采纳，并由他具体负责。
1978年，43岁的陈文华终于甩掉了“右派”的帽子，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0月，陈文华创办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正式展出。展览因为摆脱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框，以生产力发展为主要线索，展示了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适合了当时正在试行农村改革的客观需要，因而立即引起省内外的强烈反响。新华社发了通讯，《光明日报》发了专稿，指出这是“利用文物考古资料为农业科技发展服务的有益尝试”。国家科委、农委的领导同志相继来南昌参观，认为观点鲜明、资料丰富、形式生动。展览在1980年如期在北京“中国农业展览馆”展出，获得各界广泛好评，当时新华社社长穆青同志和首都历史学界的资深教授们都前来参观。随后，被20多个省市邀请去巡回展览，受到各地领导和群众（尤其是农业工作者）的热烈欢迎。1980年，这个展览获得了“江西省科研成果一等奖”。
大胆尝试“农业考古”初长成
展览和讲课的成功，对陈文华本人也有很大触动。他发现将农史研究与考古学结合起来将有广阔的前景，可以形成一门边缘学科，于是提出“农业考古”的概念。于是他决定用国家农委领导人资助他的科研经费创办了大型学术刊物《农业考古》。杂志一出版，立即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响——英国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权威李约瑟博士来信赞扬：“《农业考古》充满了迷人的作品，它是我们东亚科学史图书馆最有价值的刊物。它将引起西方世界的极大兴趣。”我国的史学权威白寿彝教授在专稿中也赞扬道：“《农业考古》是近年来办得很有生气、很有特色、很有影响的一个刊物。”“在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农史学等学科的交叉点上开拓了新的领域。”这个“新的领域”就是中国农业考古学。它在日本考古学界也产生很大影响，称陈文华为“中国农业考古第一人”，1985年邀请他到日本奈良、东京、大阪、福冈等地讲学。
1991年，由陈文华主持的“首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昌召开，来自国内外150多位学者参加会议，这是国际学术界对新兴学科中国农业考古学的支持和肯定。陈文华献给大会的礼物是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学术著作《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出席会议的有一位来自美国的老人，就是世界著名的农业考古学家马尼士博士，会后立即提出要和江西合作进行考古发掘以解决稻作起源的问题。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组成中美联合考古队在陈文华40年前参加发掘的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指名由陈文华任顾问。三年之后，果然发现了1万年前的稻作遗迹，将江西稻作历史推到1万年前，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于是“第二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7年又在南昌举行，来自美国、加拿大、罗马尼亚、日本、韩国和中国学者近200人集聚仙人洞，考察了这一重大发现。仙人洞遗址也因此而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与此同时，应文物出版社之约，陈文华出版了《农业考古》一书，对20世纪农业考古发现与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对农业考古学的理论、方法进行了初步的概括和阐述，为中国农业考古学的构建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2005年，作为陈文华长期研究农业考古学的心血结晶，近70万字的国家课题《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也由江西科技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丰富的文献和考古资料，以高屋建瓴的历史视角，对中国上万年的农业文明历史进行首次的总结，并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深层次根源进行了发人深省的剖析。业界称这是陈文华献给学术界的又一份重礼，也是他研究中国农业历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另辟蹊径茶文化研究展新天
农业考古毕竟是纯学术的研究，与现实的接触面有限，曲高和寡，难以普及到广大群众去。如何将书斋式的研究与现实相结合，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普及到大众中间去，一直是陈文华的追求。
他一直在寻找突破口。
农业考古研究的是农业历史，茶叶是农业的一部分，本来就是陈文华的研究对象。《农业考古》从创刊开始就辟有“茶叶”专栏，只是过去侧重于栽培技术史的研究，面较窄。现在以文化的视野来研究，其前景就非常广阔，而当时卷入这一热潮的人文学科的学者很少，天时，地利，正是大有可为的际遇。于是，陈文华毅然投身于茶文化学的事业。
他首先想到的仍然是办学术刊物，没有学术研究是无法提高茶文化活动的质量和品位的。1991年，他利用自己创办主编的《农业考古》杂志，每年增辟两期《中国茶文化专号》，15年来，已经出版了30辑，共发表3500多篇、1800万字的茶文化文章，成为世界上篇幅最大、学术性最强、最具权威性的茶文化刊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茶文化事业的发展。他在编辑茶文化刊物的同时还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其重要成果就是2004年出版的49万字的著作《长江流域茶文化》。这是目前为止篇幅最大、史料最丰富、学术性最强的茶文化著作。一出版，就获得学术界的好评，《博览群书》杂志即发表书评给以肯定，一些学校的茶艺专业也将它作为大专教材。
近年来，陈文华还努力将博大精深的中华茶文化向国外弘扬，自1996年以来，他多次到日本、韩国参加茶文化会议和教学活动，向国外友人传授中国茶文化知识。2003年他率领中国茶艺代表团和南昌女子职业学校茶艺表演团到法国里昂参加“首届中国茶文化节”活动，并到欧洲各国考察茶事活动。2004年又率领南昌女职茶艺队到巴黎参加“茶文化周”活动，表演了由他参与创编的茶艺节目，使欧洲观众大开眼界，认识到中国茶艺的奥妙。
由于陈文华在茶文化领域的奋勇开拓和不懈努力，不但推动了茶文化事业的发展，还促进了茶文化学科的建设。2004年，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在全国率先将“茶文化学”确认为重点学科，由4位研究员和4位副研究员组成学科组，拨给专门经费，进行茶文化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陈文华被聘为“茶文化学科带头人”，授予“首席研究员”，享受专门津贴。于是他又率领助手们跋涉于书山学海，向科学进军，不停地向社会奉献出他们的科研成果。
突破求新最美乡村醉茶香
陈文华是个不安于书斋，不满足于已有成就的人，他想有所突破，有所前进。他雄心勃勃地想写一篇“立体的茶文化”文章，这就是“中国茶文化第一村”的创办。自从1991年创办《中国茶文化专号》以来，陈文华一直深入江西婺源县的茶区进行调查研究，走遍婺源的山山水水，终于让他发现了一处茶文化积淀深厚的美丽乡村——江湾镇上晓起村。
上晓起村始建于唐代乾符年间（公元874～880年），全村400多人口，自唐至今一直以种茶为生，山上山下、山前山后、村前村后、屋前屋后到处都是茶树，是典型的传统茶村。但是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经济发展滞后，茶叶卖不上好价钱，上好的春茶不过几块钱一斤，村里的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只剩下一些老少妇幼在守家。当陈文华2004年春天再次来这里的时候，已是人去楼空，草比茶高，全村仅剩一头耕牛，连有些良田都无人愿意耕种了。看到这种景象，心头掠过一丝凄清的凉意。问村长：“处在旅游景区的美丽村庄，为什么不开发呢？”回答是：“没有资金，也不知道怎么开发。”
这句话触动了陈文华的心弦。眼前是一派郁郁葱葱的绿色世界：茂密参天的古树，清澈见底的溪流，青翠碧绿的茶园，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历经沧桑的运茶古道，古朴典雅的茶亭，令人陶醉的啼鸟，迷乱人眼的山花……这是一处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啊。更为难得的是，这里还保存着一台古老的水力驱动的木制捻茶机，这是全国都难得一见的活文物，过去只在元代的农书中见过记载的制茶机具，没想到还在这山村中保存着，真是无价之宝啊。其实，这里处处都和茶文化有关，是处典型的茶文化村。一首茶乡童谣的初稿就在他心中萌芽了：
“迷人上晓起，风光美无比。自然铺锦绣，文化是根底。传统小作坊，令人惊且喜。水转揉捻机，人醉茶香里。”
他本想动员别人来开发，又担心人家对茶文化内涵未必感兴趣，弄不好反而破坏了这宝贵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忽然灵机一动，干脆自己来干一场。在和村里签订合同之后，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使这个“中国茶文化第一村”初具规模。古老的山村，重新弥漫着茶文化的气息，茶亭、运茶古道、茶艺画廊、茶画馆、茶作坊、茶客栈、灵泉古井、溪边茶园……这处天然的茶文化村在全国恐怕很难找到第二处。2004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开始试营业，即刻引起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被誉为“绿茶金三角”（皖浙赣边境三角地带是中国绿茶的最重要产区）旅游线上的一颗亮丽明珠。香港客人陈荭在这里留下一幅楹联：
“四百年古樟，水口旁，纳清风，招明月，尘俗中撑开一方清凉世界；
两三个知己，晓溪畔，追往事，忆旧情，香茶里品出无数快乐人生。”
天道酬勤，岁月有情，人间自有公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陈文华对祖国科学事业的贡献赢得了党和人民的赞赏。1988年，他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的称号，随后又被任命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政协委员、省侨联副主席等职。江西省社科院院长傅修延谈起对陈文华的评价说：“一个在田间地头得到广大农民朋友认可的学者，是在老樟树下，用平实讲述吸引打着赤脚的农民，放下锄头倾听的学者；是与在茶树下长大的茶农平等展开交流的学者……他的研究不仅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更重要的是将社会关注的热点与学术事业结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