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票价，责任谁来担？
关于国内演出市场高票价的原因，业界各方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天津大剧院总经理钱程表示，演员动辄几十万元的天价演出费在演出成本中占了很大比例，如果演出费能降下去票价自然就下降了。也有演出主办方认为，国内演出场馆的场租费用即便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是偏高的，整个产业中该降价的并不只是一个环节。
有业内人士表示，从数据来看明星的确成为了高票价的头号推手。陈道明、何冰领衔主演的话剧《喜剧的忧伤》是2012年话剧市场最热门的剧目之一，但该剧在南京演出时，最低票价为280元，最高票价达到1680元，引起了一定的争议。而由刘晓庆参演的话剧《风华绝代》在山西太原演出时最高票价更是开到了2980元，连刘晓庆本人都发微博表示不可思议。明星加盟虽然的确可以为一些剧目带来焕然一新的生机，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演出市场盲目消费的现象，造成看明星大于欣赏艺术的消费倾向，比如有相当一部分购票者将有明星参演的演出门票作为一种“拿得出手”的礼品赠送。毋庸置疑，明星的加入抬高了演出成本，有时这种成本甚至因为市场的过热追逐而变本加厉转嫁至消费者身上。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把高票价全部归结到明星身上有失偏颇。形成高票价的因素很多，演出策划人杨樾算了一笔账：“商业演出市场的平均利润率不到20%，成本决定票价，一场演出的成本中超过50%是演员劳务费，10%是场租，5%至10%是宣传费，20%是制作费，5%至10%是差旅和运输费，要降票价就得从这些成本里抠，大多数演出连这些成本都无法收回，你们觉得是哪块成本抬高了票价？”剧场租金高、人员费用高、宣传营销费用高、制作成本费用高、剧院税负高，“五高”无形中拉高了演出的票价。再加上赠票、文化投机商从中哄抬价格等因素，票价高于观众心理预期自然成为常态。但即便这样，像很多音乐剧、歌剧这样舞台布景、灯光、服装等投入较大的演出，票房收入还是无法满足庞大的成本支出。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赵汝蘅表示，一些地方存在着演出预算“奢侈浪费”的现状，动辄花上千万元打造演出项目，使得文化惠民政策很难真正惠及百姓。
谁来给票价降降温？
明星高额演出费、高场租、高规格导致的高成本，造成最终票价高的原因和环节众多，但哪个方面需要作出让步，为票价降温？上海歌剧院歌剧团团长魏松表示：“香港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对非营利性组织，香港的剧院租金才1.5万港币，政府需要对非营利性的演出给予适当补贴。” 此外在一些国家，一些核心演出机构的财政预算几乎有超过90%是来自于政府拨款，追本溯源是纳税人供养着演出机构，因此票价被严格限定。
目前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一家演艺机构的年度预算中来自政府机构的拨款和来自社会的捐赠占到了年度总预算的很大比例，票房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就大大减轻了票房的压力。事实上在国内按照此种模式操作的演艺机构也并非不存在，近几年来，北京国际音乐节的门票价格便十分亲民，包括国外交响乐团、歌剧及明星加盟的音乐会在内，绝大多数场次的最高票价均在200元以内，观众花100多元就能坐在最好的席位。可以制定如此亲民的票价，其原因便是票房仅占演出回收的很小一部分。
在国内，目前另一较为突出的问题则是有关捐赠与税收的关系。税收减免政策也是政府对演出机构的一种支持方式，通过减免捐赠者的税负来鼓励对非营利性演出机构的捐赠，目的是让剧院经营者把票价控制在合理范围，让更多的观众走进剧场。例如，纽约林肯艺术中心属于美国联邦税法规定的非营利性组织，享受所得税、财产税和失业税的全额免除。公司法人、个人对该机构的各类捐赠，可以享受10％和50％的应缴税所得额的扣减。此外，林肯中心还被允许可以自行募集资金。因此，林肯中心全年收入中票房只占6％，这些政策给它带来的巨额社会赞助才是主要收入。
而在国内相应的制度还不完善，许多业内人士都表示，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企业及团体向文化演出机构捐赠的积极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国有院团领导表示，目前非营利性演出机构的的一些演出还要缴纳营业税，对于本就不赚钱的公益性演出而言更增添了压力。
有文化管理学者表示，虽然市场化是发展趋势，但市场化并不意味着公众文化活动商品化，对演出的公益或盈利属性不加区分，就会将演出成本的压力大幅转嫁至观众身上，这并不是一种健康的模式，相关部门应该建立完善的制度，对非营利性公益演出和文化团体进行政策扶持，通过政策促进企业对于文化团体的捐赠支持，让更多的力量承担起社会责任，才能让普通观众受益。
(周 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