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待儒学，儒学的价值怎样，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由于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对待儒学的态度自然也就是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一般说来，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任何一个民族的成员，都应当热爱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对自身民族的历史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可是，中国近代以来，竟然形成了一种“反传统的传统”，不知道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这是否独一无二！
反思这样一种所谓“传统”，其形成原因自然很多。而说到底，人们对孔子儒学现实意义的“多虑”，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误解”，应该都是不同文化交汇与碰撞的结果，宋代疑古思潮之于佛学的影响，近代以来与传统“彻底决裂”之于西方的科学主义，都是很好的证明。难道儒学就这么“不堪一击”，就这么缺乏“竞争力”？可是，反观中国儒学传流与传播的历史，思考儒学在今天世界的影响，似乎情况并非如此。那么，当今国人对儒学的认识为何如此这般？为什么儒学的现代价值需要学者们一说再说？怎样才能尽快架起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桥梁？
帶着焦虑，满怀期盼，许多学者提出种种设想，探讨祖国优秀文化的传承，思索返本开新的具体途径。很显然，要将所谓儒学的“现代转换”问题梳理清楚，对儒学价值的认识必须到位，尽管这样的论述已经数不胜数，但要得到全民族、全社会的普遍认可，恐怕还有很长的路子要走，还有太多的工作要做。而要准确、充分地认识儒学价值，不仅要研究儒学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密切关联，更要弄清这种关联的内在机制，为此，我认为，现在最为迫切的工作应该是正本清源——还原原始儒学面貌，了解原始儒学本真。
说起来，许多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所从事的都是“正本清源”的工作，每个人也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儒学真面目。从理论上讲，历史研究者们的工作主观上都是为着“求真”、“求是”，都希望通过研究和探索历史本来“有什么”、“是什么”，进而追问历史问题的“为什么”。无论研究方法上的“二重证据”（或“多重证据”）还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无论是告诫自己要做历史问题上的“超然者”以求研究结果的客观真实，还是所谓“疑古”、“释古”、“证古”乃至“走出疑古”，大家的努力方向似乎并无二致，可是，人们的研究结论却往往大相径庭，研究的现状并不能够令多数学者满意。
很显然，无论具体的历史问题研究，还是思想文化研究，都需要或者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但同任何理论都应当来源于实践一样，学术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应来源于学术研究的具体实践。但是，这决不意味着理论或方法是对自身学术实践的简单归纳，更非“少年”学者靠“勇气”借“时势”所能成就。换句话说，学术研究理论既要来源于他人的实践，也要来源于自身的实践，因为任何人的研究都深深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也都会带着自身的“特点”乃至偏见。理论应当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应当具有指导实践理性、健康行进的功效，而不是导引实践者直如脱缰野马般不知回头地前奔。
如果仅仅从逻辑上推论其他人的方法或“理论”，论述其他理论指导下的其他人的实践，往往会因为一个环节把握不准，而出现极大的偏差。历史研究中我们不难见到的一个现象是：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并没能够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最显见的例证就是倡导“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事实上却假设非常大胆而求证未必小心。这正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应是一个正确、科学的提法，而在操作层面上，人们竟然偏离得那样远。不难理解，如果要取得理想的效果，必要的前提应该是合理、准确、科学地区分“精华”与“糟粕”。
还有一个令人感到悲哀、值得深思的结果，那就是传统的“辨伪学”考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所谓“成就”。人们已经强烈地感到，从事辨伪学的学者們古书辨伪的热忱越高，人们就越无书可读了。仅仅张心澂的一部《伪书通考》，辨及的伪书就有一千一百多部，有学者说它“将我国古代的文化名著几乎一网打尽”（廖名春先生语），真是恰如其分！
学术研究应当辨析材料，怀疑精神在任何时候、任何人的历史研究中都不可或缺。但是，不少人不明就里，以为“走出疑古”就意味着走向盲目“信古”，以为重视出土文献就意味着完全相信出土文献，意味着其中的记载都为“真实的历史”。给人的感觉是，大家在存有这份担忧的时候，在强烈使命感的驱使下进行评论指责的时候，似乎并没有接触相关具体问题的研究，或者没有认真考察“走出疑古”、倡导“重写学术史”的深层学术背景。
当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借助地下早期文献而出现新的转机时，当中国古典文明正在逐渐揭开疑古大幕的遮掩而渐渐露出曙光的时候，不少学者竟感到不安和忧心忡忡，对“走出疑古”的学术思潮心存疑虑！要想让更多的人走出疑古大幕的遮掩，这里有个“结”需要解开却很难解开——“你要看人家辨伪学者是如何考证的”。可是，“伪书”这么多，“可信”的材料那么少，你用什么或怎样去看人家的考证。如果不对中国古代文明有精到的研究，如果没有对古代文化的敏锐洞察力，而单从所谓理论或逻辑的推理并不容易做到。不难看出，“正本清源”确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放在整个中国学术史的视野中来观察，真正做到“正本清源”还将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历程。
古书真伪是古代文献中的重要问题，清人姚际恒称其为“读书第一义”。清代以前，学者们研究古籍真伪问题时，绝大多数都侧重于伪书的考订，将许许多多传闻为“真”的古籍判定为伪书。由“真”而“伪”的研究线索，是整个古籍辨伪学史的主流。有学者曾经将明代宋濂的《诸子考》、胡应麟《四部正譌》及清末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比较，许多宋、胡认为是“真”或者“真杂以伪”的古籍，到了姚的手中，都无不变为伪书了。而前者认为是“伪”的古籍，无一被姚判断为真书。再看看张心澂的《伪书通考》，该书所录，基本上都是由“真”而“伪”的考订文字。要知道，这种学术趋向的改变是极难的，因为这种方法的影响太大了。
毕竟学术在进步，不少学者研究过程中已经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海外有学者认为，“古籍辨伪”这样的名字是“一个十分不理想的名称”。因为研究应当有两条路线，不仅研究“真”书，也要考订“伪”书。这门学问应当是一门由“真”到“伪”和由“伪”而“真”双轨的学问，而不是单向的由“真”而“伪”的单轨学问。“就古籍辨伪而言，竹简帛书出土所带来的震撼，恐怕与古史辨派新说的震撼不相伯仲；因为古史辨学派为古籍真伪带来‘石破天惊’的新说，而竹简帛书却为这些新说带来‘冷酷无情’的否决……。在竹简帛书严峻的考验下，许多被过去学者判定为伪造的古籍，都纷纷平反翻身。” （郑良树：《论古籍辨伪的名称及其意义》，见郑良树：《诸子著作年代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所谓的“古籍辨伪学”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显而易见。
对于古书的成书年代，显然应当动态地加以理解和认识。余嘉锡先生在《古书通例》中曾说：“古人著书，本无专集，往往随作数篇，即以行世，传其学者各以所得，为题书名。”意思是说，先秦两汉诸子就像后世的文集，作者随写随传，有时是单篇流传，常常不署姓名，到后来才由其后学或者后人汇集成书。实际上，有许许多多的书籍都是多次、多人、多时结集而成。不少书籍其实都未必是一人所作，有的则是一个学派的集体作品，由学派中的第二代、第三代等陆续收集编订而成，而该书的名字，便取其祖师爷的名字。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研究先秦两汉时期的典籍，特别是对这些典籍进行所谓真伪问题的研究，就应当采取逐篇研究的方式，以“篇”为单位，甚至以“段”为单位，逐篇逐段考订及观察，而不是过去那种以书为单位的方式。这些认识，学术界已经有不少学者明确加以指出。
儒学研究要正本清源，首先应当明白何谓儒学“本”、“源”。探寻儒学本源的途径很多。一九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执教的张光直教授出版了《商代文明》一书，是耶鲁大学出版社《中国早期文明丛书》的第一本。他在书中列举了“通向商代的五条门径”，就是：传统的历史文献学、青铜器、甲骨文、考古学、理论模式；用国内通用的词语来说，这“五条门径”包括了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和理论的探讨。我国建国以来影响最为重大的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集合了许多领域的专家，用数年的时间，终于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这样的重大课题，绝非一人或少数人用单一的方法所能够完成。中国儒学的形成本源于中国的古代文明，根植于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没有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深入研究，儒学研究的正本清源根本无从谈起。
从理论上讲，“条条大路通罗马”，无论哪一种方法与途径，都能够很好地从事古文明研究或者孔子儒学研究，但事实上，每一位学者的研究都不是采取了单一的研究方法。可是，细细想来，好像研究门径又不是同样的宽广，似乎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显得十分紧要，不然，“古史辨”就不会最终变成了“古书辨”。人们应该能够赞同这样的看法，儒家文献研究是孔子、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核心，就像辨别古史最后都落脚到辨别古书那样，文献是思想的载体，没有对儒家文献相关学术问题的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孔子与儒学的科学研究也就无从谈起。但古史辨派辨别古书的严重后果又让我们警觉：文献的研究应该怎样努力，才能避免学术路向上大的偏离？
或许儒家文献研究的重要性已经决定了它的难度，儒家文献研究之难可谓原因多多：其一，学术界对中国上古文明的发展程度认识不够，估价偏低；其二，儒家认为“六经”乃“先王政典”，是儒学根本，但“六经”性质不同，而相关记载匮乏；其三，孔子“述而不作”，孔子遗说由其弟子后学整理，数量虽多却显得凌乱；其四，孔子儒学胸怀天下而关注民生，思维恢宏却包蕴精微；第五，自宋代开始兴起的疑古思潮到“古史辨派”时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怀疑古书成为不可逆转的学术趋向；第六，近代以来中国国力的落后，人们迁怒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严重影响到对孔子儒学的客观评价，反过来影响到了对儒学文献的正确认识。
孔子儒学存在如此之多的难题与纷争，除了儒学自身体大思精的特征外，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儒家文献研究的严重失误。学术界过于苛刻地审查史料，带着有色眼镜检查审核古书，最终使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研究成为“受灾”最为严重的领域，早期儒学典籍几乎无一幸免。它同时带来的另一个严重恶果，这就是它给许许多多人这样的印象：中国的早期文化典籍多为“伪书”，中国的古书多不可靠，中国的先辈学人有很多“作伪”高手。后来，疑古辨伪思潮兴起，学者们开始了“捉盗”的“搜捕”与“调查”行动，后世不少“辨伪学者”费尽千辛万苦，取得了学术“成就”，于是，人们赞叹其好像“捕盗者之获真赃”（陈鳣：《孙志祖家语疏证序》）。这样，最讲诚实守信的儒家学者竟然出现了众多的伪造古书者，中华文化中的诚信美德又从根基上被彻底撼动。
当然，这种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结局，并不说明所有的学者都没有看到或者远离了事实的真相，只是这样的声音显得十分微弱，正如近代学者谈及《古文尚书》研究时高声赞扬阎若璩而很少注意毛奇龄等人的结论那样；就像顾颉刚《孔子研究讲义》介绍清代学者《孔子家语》的研究仅仅表彰孙志祖、范家相而仿佛没有陈士珂那样。在疑古大潮的推动下，人们的倾向性十分明显，人们已经难以理性客观，难以做到“正本清源”。
研究儒家学术，必须明白以往问题的症结所在。具体而言，儒家文献研究出现的问题主要体现为：其一，怀疑古书的相关记载，不相信古代典籍有关成书时代与作者的记载，人为后置了不少典籍的成书年代；其二，不明古书传流的一般规律，不能动态观察古书的形成过程，以今例古，遂造成对古书的很多误解；其三，缺乏对先秦时期中国学术源流的细致研究，不能整体把握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演变，从而颠倒了同类文献的先后顺序，甚至误判了学派属性；其四，不能理解各个学术派别之间的纵横关系，不能理解各个学派之间的彼此交融与互相影响，先入为主，用贴标签的方式进行学派判断，无端地将古书问题复杂化。
儒家文献研究出现问题，与整个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的研究和认识出现重大失误紧密连结。学术问题直接与社会生活的运行息息相关，本来，儒学是修身的学问，儒学是社会管理的学说，可是，随着儒学研究种种问题的出现，儒学在当今社会几乎完全丧失了治世理人的功能。正像钱穆先生所说的，许多人“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见《国史大纲》），可以任意标榜自己的“清高”或“高超”，可以动辄“轻贱唐虞而笑大禹”、“非汤武而薄周孔”。对历史文化的“无知”常常导致浅薄狂妄的“自大”与“无畏”，这样的现象随处可见。
事实上，我国从很早的时候起，我们就已经形成了水平足以令国人骄傲的文化，有了丰富的文献记载，所以《尚书·皋陶谟》说：“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我们的祖国很早就形成了“有典有则，贻厥子孙” （《尚书·五子之歌》）的传统。我们正本清源所要做的，其实就是清楚认识这种久已被人为湮没的传统，还原根植于这种深厚传统中的儒家文化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