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全民唱歌的时代。从“快男”、“超女”到模仿秀，从“同一首歌”到“星光大道”，从幻想成名的少男少女到明星真刀实枪的比拼，从“中国好声音”到“我是歌手”，一道道文化景观令人目不暇接。作为中国精神制高点的“北大”，前校长许智宏不止一次在学生面前唱《变心的翅膀》甚至《老鼠爱大米》，不但没有遭受人文精神沦落的指责相反还收获众多掌声，让人不得不感叹这真是波兹曼所描述的娱乐至死的年代。这还不算，2007年，浙江卫视推出了一档令知识精英诧异不已的节目：《我爱记歌词》，它终极比拼的是谁能够记更多流行歌曲的歌词。这一举动暴露了这档节目的图谋和野心——— 要将业余爱好或休闲娱乐强化为系统教育，将大众文化塑造成一种知识体系，借以占据人们的心灵。
流行歌曲脱离了音乐大多数词作令人失望
敏锐的学者们开始打量流行歌曲这种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娱乐形式，它会继宋词、元曲后成为“一代之文学”吗？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谢冕、钱理群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第七卷八十年代的诗类作品中选入了崔健的摇滚歌曲《一无所有》和《这儿的空间》。陈思和主编《当代文学史教程》专辟一节讨论了《一无所有》，盛赞“在艺术上达到了堪称独步的绝佳境界”。新世纪来临后，流行歌曲不断被选入语文教材及以学生为目标人群的人文素质读本，不仅大陆在尝试，台湾也有人勇于吃螃蟹。流行歌曲已大踏步地迈进了贯穿小学、中学、大学全程的语文教材。入选教材确立了其“准经典”地位，也似乎为它成为“一代之文学”做了一些小心翼翼的民意测验。
流行歌曲会成为一代之文学吗？暂且不说流行歌曲无法企及二十世纪人类所达到的精神高度，仅从对现代汉语的探索与贡献而言，流行歌曲也不能与现代诗平起平坐。传唱最广的那些歌曲，脱离了音乐、偶像、舞台、画面，纯从文字评价，除极少数直接移植古典诗词或现代诗外，大多数词作令人失望，它们不过是朗朗上口的顺口溜，其语言粗糙俗滥，乏善可陈。虽说歌词“谱曲可唱，离谱能赏”，前苏联词作家伊萨柯夫斯基也称：“好的歌，它的词都具有不依赖音乐的独立艺术价值。”但能符合此标准的作品少之又少，被视为摇滚经典的《一无所有》，研究者不乏溢美之词：“摇滚的基本言说风格，即是一种完全投入、直接表达而又毫不掩饰的风格。”但抽离掉“一九八六年的那个晚上”的音乐现场以及大众寄予摇滚整合斑驳破碎当代史经验的企盼，单就歌词而言，《一无所有》不要说与李、杜那样的文字大家不可同日而语，就是与郭沫若那些激情有余、凝练不够的诗句也有较大差距。
流行歌曲的文化生态与宋词元曲明显不同
流行歌曲在欣赏上并不需要特别的训练，其主要功能是娱乐，而诗歌的审美感悟充满着艰辛的愉悦，在文字的隐秘之路上猎奇探胜，拒绝轻易得来的快乐；相比歌曲，诗歌是乏味的，乏味也许是气馁感的别名，因为诗“并不面向那些受过一般教育的人；它要求特别的才具；它说着一种特别的语言”；歌曲的语言以能为多数人接受为目标，诗的语言却在于“创造抗体，抑制这场语言的瘟疫”，流行歌曲是诉诸听觉与口头，诗需要阅读。歌词的价值赋予依赖于这样一个功能系统，它由五光十色的舞台、时尚靓丽的明星、旋律优美的音乐、动感十足的舞蹈等组成，如果将歌词从这一系统中剥离出来，其价值便大打折扣，他与纯以文字为媒介的现代诗运行在不同的轨道上，两者不构成取代关系。
也许还会有人质疑：宋词、元曲不就是当时的流行歌曲吗？它们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代之文学，而当下的流行歌曲不可以？就深度介入民众生活进而影响大众精神而言，三者是相同的，但当下流行歌曲所处的文化生态，与前两者又有明显不同。
在这个文学的末法时代，当日渐流行的文化相对主义使得很多批评家开始混淆视听，视对经典的坚守为固执保守、因循守旧、不能与时俱进时，当有人大胆断言流行歌曲也会成为文学经典时，当大多数人以审慎乐观或辩证圆融的观点看待流行歌曲的一统江湖时，文学的大门需要哈罗德·布鲁姆一样坚定的守卫者，核实试图混入文学城堡者的身份证。也许我们还该听听来自文化产业中心美国学者的告诫：“流行电影没完没了地续拍，电视、流行音乐和其他媒体文化形式中的同类事物没完没了地循环，这对未来的时代来说，可能是一种极为原始而又野蛮的东西。”道格拉斯·凯尔纳所论囊括了今天占主流地位的大众文化形式，流行歌曲亦不能自外。他的当头棒喝值得注意，当越来越多的人宣称流行歌曲为“一代之文学”时，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份克制与冷静？□陈建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