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湖南网消息前不久，在长沙市地铁2号线“五一广场站”工地发现的一口古井中，藏着近万枚东汉简牍，此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而这已经是五一广场第五次发现简牍。
发掘前期准备正在进行
据湖南日报报道，7月13日，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此次简牍考古发掘工作组领队黄朴华称文物考古部门和交警等有关部门正在进行前期准备工作，由于要从地表往下发掘，已经完成了简牍所在古井的地面位置的围挡工作。
7月14日上午，记者在五一广场新世界百货前的围挡工地看到，中铁十二局集团长沙地铁2号线的现场作业人员已在地面上挖出一个1米深、约20平方米的方坑，坑的边缘是30厘米厚的水泥护壁。水泥护壁被木板撑住，木板则被纵横交错的钢管牢牢固定。据工地现场负责人介绍，目前的主要工作是自上而下开挖探方至文化层，每挖进1米，就在四周打护壁。
记者从省文物局了解到，考古发掘方案中提出，采取“整体切割与分层揭取”的方法，对古井埋藏简牍实施抢救性考古发掘。专家介绍，具体方法就是把整个井从地下搬上来，然后一层层清理。这样不仅是对简牍文物的保护，还能通过发掘的考古地层去研究地层间的叠压情况，从而完善发掘报告。
根据拟定的考古发掘四个步骤，在探方四周打护壁是第二步。第三步，文化层以下部分采取人工发掘的方式至简牍层，同时将井壁30厘米以外的边缘地层掏空，在井壁选择适当部位，由上而下切割井壁形成剖面，观察简牍堆积层的厚度。最后，采取整体切割与分层揭取的方法将简牍层移到文物保护库房，由简牍保护专业技术人员按照文物保护相关技术标准实施清理，并做好后续科技保护工作。
此次东汉简牍价值多大
据省文物局介绍，因散落地面而被带回的54枚简牍中，所载纪年有“永元十年”(公元98年)、“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及“永初元年”(公元107年)等，专家据此确认该批简牍为东汉和帝时期(公元89年～105年)和安帝时期(公元106年～125年)长沙地方政府的官方档案文书。
对于简牍中的具体内容，有专家透露，其中一枚竹简上，清晰写着“犬被盗，不知何人所盗”，另一枚竹简上，模模糊糊似乎是“叩头死罪”。专家表示，54枚都是贼曹的简牍，贼曹在当时是抓盗贼的部门。其中一枚签牌上面写有“贼曹本”，签牌是归类存放全部有关贼曹文书的标志。专家推测，目前还有近万枚简牍并未出土，作为官府档案，应该不只是贼曹的简牍，它里面的内容可能很丰富。
谈到东汉简牍的历史意义，长沙市简牍博物馆馆长李鄂权难掩兴奋地说，在各类简牍中，有纪年的官府文书简牍价值是最高的。他告诉记者，我省已发现楚简、秦简、西汉简、东汉早期的简牍、三国吴简、晋简，但是东汉中期这个阶段的简牍发现得很少，此次发现正好填补了这一阶段的历史空白，串联起了我省各个时代简牍的完整序列。
“此次简牍的发现，对于研究东汉长沙郡临湘县基层社会的行政，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资料。”长沙市简牍博物馆原馆长宋少华说，当时的临湘县范围包括现在的长沙市全部地区和株洲、岳阳、湘潭、益阳的部分地区。汉代基层社会百姓生活方面等许多具体的情况，正史中记载不多，我们了解的汉史，多为朝代更替和重大历史事件。现在，关于历朝历代基层社会的运作，已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这批简牍就非常翔实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
简牍为何频现长沙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长沙陆续发现简牍10余次，改变了过去简牍只能在西北干旱地区发现的认识。
李鄂权认为，长沙不断发现简牍，原因之一是从战国开始一直作为官署所在地，并延续到现在。而正是从战国起，简牍开始作为文字载体盛行，直至晋后纸张普及，笨重的简牍渐渐弃用。
宋少华曾参与长沙多次简牍发掘工作，他认为长沙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是简牍能够存留到现在的重要原因。湖南地处江南，地下水位高，古井都在地下6米至10米的范围，埋藏比较深，又与空气隔绝，能比较好地保存，“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女尸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宋少华表示，此次简牍发掘出来后，首当其冲的就是持久的清理保护工作。这种埋藏于古井的“湿简”，只要一脱水，马上会干裂，抢救时要使用科学方法填充高分子材料充实其物理结构，避免因为脱水裂开。
五一广场为何成为简牍“地下仓库”
此次发现简牍的古井距1996年走马楼出土吴简地点相距不足百米，这已经是五一广场周围第5次发现简牍，纵观此处历次发现简牍的地点，均在方圆200米范围之内，这里简直成了简牍的“地下仓库”。
对此，李鄂权认为，长沙这个城市从秦汉以来就没迁移过，特别是五一广场一带，自秦汉始一直是人口居住的稠密区，历代官署、王宫均设置于此，长年累月自然积累了许多简牍。他还表示，目前我们发现的仅仅只是冰山一角，腐烂损坏的、仍深埋地下的或许还不计其数。
长沙城中心位置为何能保持2000余年而没有变化？宋少华解释说，从长沙自然地理环境看，五一广场附近是最宜居住的地方。长沙地势南高北低，从妙高峰到天心阁地势渐缓，到走马楼开始平坦，适宜农业社会长期稳定居住。此外，旁有水道，利于舟楫之便，往北可通长江，往东至豫章郡，交通便利。
简牍为何遍存古井之中
前些年发现的里耶秦简、郴州晋简，是存于古井之中。在长沙五一广场历次发现的简牍，同样都是藏于古井里。按常理，井内阴暗潮湿，不适合存放简牍，但分属不同朝代的简牍，为何不约而同放于井内呢？
“有的古井不是很深，没有达到出水的深度。”据此，黄朴华认为，除了日常生活取水，有一些古井可能还有窖藏储存的作用，用来保存或者丢弃废弃的简牍。
李鄂权表示，五一广场周围作为当时长沙国政治中心，其写在简牍上的文书档案日积月累堆积如山后，就会面临一个处理的问题，要么销毁，要么掩埋，而井窖正好就提供了一个掩埋的地方。
宋少华推测，古人之所以将简牍置于井中，可能有两种原因。其一，当时的官府将简牍作为过期档案而遗弃。“当时没有纸张，加之存放场地有限，只能将过期的档案丢掉。”宋少华说，古代曾有制度，对不重要的文献，三年处理一次。另外，还有可能是当时发生战乱或政权更迭等重大事件，当权者忙乱之中将文书档案遗弃。有关这一点，简牍被发现时的摆放顺序似乎能够证明。“因为简牍都是乱七八糟地堆着的，而且年代较晚的放在下面，说明这些简牍是被人为一次性堆积在古井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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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广场历次发现简牍情况
1996年10月，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在五一广场走马楼西侧的“平和堂大厦”建设区域一古井中，发掘出大量竹简。据统计，总数为14万余枚，其中有字简7.2万余枚，带字痕3万余枚，另有4万余枚无字。简牍所见年号有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孙吴嘉禾六年(公元237年)等，距今1700多年，属于吴临湘县及长沙郡的行政文书，内容以户籍、赋税为主。吴简的发现，对研究三国时期吴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1997年，在五一广场西北角九如斋六座古井中出土东汉简牍共200余枚。其内容大致是官府文书、信件，伴随不少习字简。其中一枚有纪年的习字简，简文“延平元年二月甲辰朔十日庚申长沙太守君丞卿叩”，“延平元年”为汉殇帝刘隆的年号，即公元105年。
2003年，在走马楼8号井出土西汉简牍约2000余枚。古井东距走马楼街80米，距1996年出土吴简之地95米。简牍发现的纪年历朔，其年代在公元前125年-120年左右，当为长沙康王刘庸自建的纪年。简牍大多为官府文书，一小部分为私人文书，内容涉及司法方面。此次简牍为研究汉长沙国的历史、地理、法律、郡县、疆域、以及古代文书制度、简牍制度等增添了重要资料。
2004年，在与走马楼仅一墙之隔的东牌楼出土东汉简牍426枚，其中206枚有字，220枚无字。简牍上发现东汉灵帝“建宁”、“熹平”、“光和”、“中平”4个纪年，最早为建宁四年(公元171年)，最晚为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简牍内容是长沙郡和临湘县通过邮亭收发的公私文书，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2010年6月22日，在长沙市地铁2号线“五一广场”站地下管道改造施工工地，再现埋藏有大量简牍的汉代古井，专家估计近万枚。初步清理的54枚简牍中，根据所载纪年确认该批简牍为东汉和帝时期(公元89年～105年)和安帝时期(公元106年～125年)长沙地方政府的官方档案文书。此次发现对研究东汉时期长沙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