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报道：在我国的政府机构、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里，“编制”、“正式工”等名词还在使用，大量企事业单位把员工分成“正式工”和“临时工”。有的电力企业则把员工分成全民工、集体工、临时工三种。典型实例当属广东惠州供电局的两兄弟：哥哥是正式员工，月薪上万元；弟弟是外聘，一个月只有1000元。两个人在一个地方干活，做着一样的事，但收入为10∶1。“同工不同酬”由来已久，但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内涵。近期引起社会越来越多关注的主要是临时工问题，许多专家称之为“体制内的红利”。
一下子还未读懂专家所谓“体制内红利”的全部含义，不过依笔者见，将今天的“同工不同酬”现象简单归因于“身份歧视”或曰“身份情结”，似乎有些“过时”，甚至找错了病根。一个久违了的词汇即“剥削”，其实没必要讳莫如深，它才是导致眼下同工不同酬现象的病根。弟弟与哥哥月薪如此大的反差，完全可以借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予以分析：假定哥哥上万元的月薪反映的是其全部的劳动价值，那么干一样活儿的弟弟却只有千元月薪，于是意味着他百分之九十的劳动价值即九千元被用人单位克扣并无理占有。怎样看待这九千元的属性呢？它当然就是“剩余价值”。
真正意义上的“身份歧视”或“身份情结”不仅确实存在过，而且还相当严重。例如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全民所有制企业员工与小商贩即代表着不同的职业含义和身份含义，前者为“社会主义”，后者则为“资本主义”。前者隐含着“主人”的自豪以及各种权利，而后者作为“资本主义尾巴”，不仅受到鄙视、歧视，而且是被打击的对象。在那个年代里，即使连年轻人找对象，也需考虑职业身份的因素。所谓“身份歧视”，主要不是出于“经济判断”而是“政治判断”。即使站在今天立场来批判“身份歧视”，也很容易忽略“经济批判”，而将人们的思维和价值判断引向“道德批判”。不能不承认的是，“全民政治”的时代早已成为被尘封的历史，随着代际更替，以“主义”眼光论就业身份、以“阶级斗争”思维论身份的观念早已生疏、淡漠乃至荡然无存。市场经济不仅能产出高效率，也能产出“平等”的概念。改革开放已这么多年，企业所有制已被打乱，自由就业、跳槽已成为理所当然，由此导致的身份平等意识的普遍增强，可谓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用身份歧视来解释导致同工不同酬的原因，很容易给有关立法以及治理工作造成价值取向上、思维上、方式方法上的障碍。
在商品社会里，无论是什么“工”，他与用人单位所构成的首先是、主要是一种经济关系，即价值交换的关系。虽然这种“交换”未必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等价”，但在不同行业或企业，毕竟还是有一个大家能理解、可接受的约定俗成的标准。在人才流动越来越频繁、劳动力市场逐步完善的今天，临时工与正式工干同样的活儿，甚至技术、能力、综合素质比正式工还高，是完全可能的。然而，他们拿的钱为何却只有正式工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合理现象，与用人单位的“身份歧视”不一定能搭上边儿，人力资源部门老总以及工作人员观念也未必那么陈旧，而最大限度节约人力成本才是其真正的动机。没有哪个企业不想“利润最大化”，途径之一便是缩减投入，而用人往往是很大一笔开支。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现有法律规章不完善等原因，用人单位把正式工月薪降至千元当然不大可能，于是临时工便充当了“替罪羔羊”。越是月薪高、福利厚的“好”单位，想进来并成为正式工的人便越多，而做临时工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台阶。于是，临时工的一种对美好前景的期望和暂时“愿打愿挨”的特殊心理恰恰被某些用人单位所利用。与其说用人单位是在歧视临时工的“身份”，倒不如说是在利用临时工的心理弱点。
另一方面，没有哪个企业不想充分挖掘员工潜力甚至实现员工被企业使用的“价值最大化”。但一般情况下，临时工往往比正式工更容易被“发动”，也更容易被管理。在有的企业，某些工作正式工本来完全可胜任，但它要么劳动条件艰苦，要么强度大、要么复杂程度高，正式工懒得去干或因为职业精神缺乏而无法干好，于是便成了临时工的专利。在企业经营管理中，“鞭打快牛”以及“路径依赖”现象是常常发生的，因为这样也能降低管理成本。只要是能行得通、有效率的管理，便是最合适的管理，至于平等、公平乃至人道主义，不是企业主要考虑的问题，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经济组织。
既然不能指望靠用人单位的道德自觉来解决同工不同酬问题，那么，就只能指望政府来主持正义，指望完善的法律来规范用人单位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