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中国》连载本：从吴佩孚到宋子文 《时代》封面上的中国人物 在上海季风书园，与《封面中国》并排而立的是一本《〈时代〉上的中国面孔》，看后不禁让人一愣，怎么《封面中国》这么快就有堂兄弟了？ 说“堂兄弟”是因为这两本题材相同的书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前者的作者是李辉，《人民日报》社的编辑，人所熟悉的传记作家和学者；后者是罗昶，“简介”中说他是“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再看看《〈时代〉上的中国面孔》的目录和作者的表述：“听别人讲一讲自己过去的故事”、“这是一个对话体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我们与世界彼此注视。”这个思路怎么与李辉的《封面中国》惊人的一致？李辉在《封面中国》的引言中就曾这样说过：“这是一个美国刊物与中国20世纪历史之间的故事。但在更大程度上，它也是中国历史自身的故事，一个如何被外面的世界关注和描述的故事，一个别人的描述如何补充着历史细节的故事。”李辉的《封面中国》之所以为我所熟悉，那是因为在2005―2006年两年它是以同名专栏在《收获》杂志上连载，这次是专栏结集出版。而它的这个堂兄弟是怎么回事呢？我满腹狐疑。 请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只有李辉可以做此项研究，别人就做不得；不仅如此，我也从不认为因为李辉名气大，介入此项研究早，著作出版在先，别人就不能碰同样的题材了。学术乃天下公器也，谁都可以来发言，至于好坏、高下那还是另外一件事情。但这个“公器”是就同一研究对象发表各自不同的看法，你不能将别人已经说过的内容拿来再说一遍，更不能偷偷摸摸的“你的便是我的”。如果是这样至少会被认为炒冷饭、鹦鹉学舌，没有什么价值；严重的还会被怀疑是剽窃、抄袭。那么这本《〈时代〉上的中国面孔》算什么呢？还没有等我仔细打量它，已经有人在“天涯论坛”的“闲闲书话”中发帖提出了质疑，这份作者署名“林中小虎”、题为“《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评罗昶〈《时代》上的中国面孔〉对李辉〈封面中国〉触目惊心的抄袭》”的文章中，作者举出具体文字，证明该书的一篇文章对李辉书的三处抄袭，作者认为： 罗昶对李辉的抄袭首先是文字上的，但罗昶的狡猾之处在于将李辉把《时代》周刊翻译的文字从容地改头换面成自己的东西，此种抄袭充斥其书的前半部分，可问题在于一旦追究起来，罗昶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这些都是自己的翻译（应该承认，在引用《时代》周刊的报道时，罗昶在行文用字上还是和李辉有极细微的区别）。于是产生的一种可能性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旦纠缠不清，罗昶的抄袭问题就可以浑水摸鱼，遮掩过去。 粗略地浏览了一下《〈时代〉上的中国面孔》一书，我基本同意“林中小虎”的这个看法。不妨再举几个例子，看看罗昶是怎样对李辉文章中的一些译文“改头换面”的： 例一： 佛梦特人和弗吉尼亚人彼此不会友好[1]。在中国，高个子、魁梧、慢条斯理但却固执的北方人，[2]看不起矮个子、瘦小而精明[3]的南方人，反过来，南方人也看不起他们。上周，中国[4]又一场大规模内战在南北之间爆发。从1911年的革命推翻皇帝以来，类似规模的大战以不同形式一直没有停止过[5]。观察家注意到，此次大战是在南北双方四位最有名的人所领导的力量之间进行……[6] （李辉书81页，划线和数码为引者所标注，以下均同） 同样的一段文字出现在罗书的第35页，除了划线部分外，其他的都一般无二（本文以下的例子中，情况也相同）。划线部分[1]“不会友好”，罗书中改为“总是不能友好相处”；[2]增加“总是”一词；[3]改为“瘦小、机敏而圆滑”；[4]为“在中国”；[5]改为“在进行着”；[6]改为“的”。 例二： 他是一位真正的“和平军阀”，这是他多年来的第一次战争，因此，上周公众的兴趣和同情，都集中在这位伟大的、长满胸毛的、操着浑厚嗓音的阎元帅身上。 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1]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在中国包围之中）[2]。目前，尽管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为富裕，因而，这使他显得出类拔萃。他[3]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李辉书88页，罗书38页） 划线部分[1]“耸立”，罗书中改为“屹立”；[2]为“处在中国包围下的独立王国中”；[3]“他”改为“阎”。 例三： 中国的军队除勇敢外还有一点：忍耐[1]。当食物匮乏[2]时，他们每天哪怕只有[3]一磅大米――这一数量仅仅[4]只够维持生存――也能坚持数[5]月。整个冬天，他们一直穿着薄薄的棉军装抵御寒冷，绝大多数人没有鞋子[6]，但[7]也能于[8]情况紧急时每日行军四十英里[9]。他们每个月的报酬只有六十五美分，其中几乎一半要支付出来[10]。另外，他们还得忍耐[11]失败和失望，尽管如此[12]，他们从未[13]丧失过信心。（李辉书217页，罗书80―81页） 这段文字罗书与李书的差异，怎么看怎么像罗是李的文字编辑，因为同样的文字不是句式的变化，而往往只是用一个同义词代替李的译文，这也是罗的惯用技法。如[2]“食物匮乏”改为“缺少食物”；[5]“数月”改为“好几个月”；[7]“但”改为“可”；[8]“于”改为“在”；[12]“尽管如此”改为“虽然是这样”；[13]“从未”改为“从没有”。[1]和[3]等似乎有所变化，仔细看看，不过是疏通了句意而已。 例四： 骑自行车是他的爱好之一。作为一个日本的傀儡，他不敢在无人警卫下走出皇宫，于是他只好在花园里转来转去，练习车技。（李辉书139页，罗书64页） 这段文字，罗书与李书干脆完全相同。 行了，相信有心的读者还会举出更多的例证。李书写到1946年就结束，罗书却写到2005年，看来还是大有创造的，但如果我以小人之心猜度的话，这些后面的文字不知来自何方。不论来自哪里，作者在文后不是有这样的声明吗？“本书图片资料来源繁杂，头绪众多，究竟哪些资料在使用上存在着版权问题，在客观上难以一一进行核查处理。因此特在此声明，希望资料版权的所有者给予谅解，并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歉意。凡认定自己是本书所使用的某部分资料的版权拥有者，敬请及时与上海大雅文化有限公司（021―62373108）取得联系，我们将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支付报酬。”这简直是一个强盗一样的免责声明，我不知道这样是否就可以免去法律责任，但不论怎样这种做法和这样的声明，连起码的学术道德遮羞布都懒得要了。 善良的人一定会想，译文嘛，都是根据同一原文翻译出来的，这样的相似应当不奇怪吧？事实上，对文字翻译有所了解的人会觉得这样惊人的相似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译文在文风、用词法等方面体现出的译者的个人性远远超出了原文的同一。随便举一个例子就明白了： A：气派十足、体态丰满的勃克?穆利根从楼梯口出现。他手里托着一钵肥皂沫，上面交叉放了一面镜子和一把剃胡刀。他没系腰带，淡黄色浴衣被习习晨风吹得稍微向后蓬着。他把那只钵高高举起，吟诵道： B：仪表堂堂、结实丰满的壮鹿马利根从楼梯口走了上来。他端着一碗肥皂水，碗上十字交叉，架着一面镜子和一把剃刀。他披一件黄色梳妆袍，没有系腰带，袍子被清晨的微风轻轻托起，在他身后飘着。他把碗捧得高高的，口中念念有词： 这是《尤利西斯》的开头部分，A是萧乾、文洁若的译文，B是金隄的，尽管是同一原文，几乎找不到一句文字相同的，但这并不奇怪，随便翻开两本不同译者所译的同一本书都会看到这种情况。那么罗博士的怎么就会与李辉的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呢？为了《封面中国》，李辉花费了六七年的心血，他的知识产权理应得到保护，如果说“抄袭”有些唐突的话，那么上述的种种情况怎么解释，罗博士和本书的出版者是否有必要对读者和李辉有个交代呢？ 同样需要做个交代的是《〈时代〉上的中国面孔》的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及“策划制作”者“上海大雅文化公司”。这本书的版权页上有总策划、项目编辑、文字编辑、执行编辑、出版人一大串名字，这些身在出版界的人难道真的就不知道2007年5月东方出版社已经出版了一本《封面中国》吗？ 李辉的《封面中国》，曾在中国著名的文学杂志《收获》上连载两年，《收获》的发行量超过12万份；在上海出版的《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都曾用大篇幅介绍过此书；2007年8月的上海书展上此书也是重点推荐书目；2006年度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评选中李辉因为这个专栏荣膺散文家奖……对这样一本在读书界产生广泛影响的图书，出版者如果闻所未闻，那我真是惊讶这样的失职；如果早有所闻，也恰恰如此，非要再炮制一本《〈时代〉上的中国面孔》来，那我更是震惊他们怎么会如此视法律和学术道德为儿戏，这种屡屡为人所批评的跟风、搭车出书的行为不但降低了出版社自身的品格，而且是对读者的戏弄。出版社可能以此获得短期利益，但砸了自己的招牌，那不但什么利益都没有了，还赔尽了几代人的心血，这样的账也应该算一算吧？ 现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不是出版的品种和数量太少，而是精品图书太少，滥竽充数的太多，重复题材的出版太多，这无形中也是出版资源和社会财富的浪费，如果说出版界要为建设节约性社会做出一点贡献的话，这样的图书出版就应当尽量得到控制和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