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语录：
每一个学科都跟国学有关系。不是独立的一个学科讲国学，其它统统不讲，不是这样的。国学应该成为我们中国人所有学科发展出来的一个基础，或者是核心。
国学对我们心灵的安慰作用
主持人：说到这儿我可能又有一个疑问，国学的回归真的对我们个人心灵有安慰作用吗？
龚鹏程：是这样的。西方在19世纪、20世纪初年，他们的文艺作品都是描写一个孤独的人。因为他脱离了上帝，当他脱离了上帝就显得孤独，但是人跟人之间又没有联系，在竞争的社会中，人产生压迫感。每个人都讲产生竞争力，越有竞争力，其实就越是能够打倒别人的人。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是预设的：打倒很多别人，踩着别人的肩膀爬上去。这样的一种社会，当然有很大的压力，当然会孤立。我们会发现，其实中国传统原来不是这样讲的，是人跟人互助，协助你，我们一起好，先从自己的自律讲起，从个人的成长讲到彼此的扶持、协助，这个恐怕才是一个更好的人生态度。
主持人：所以这种安慰，如果要说它的表现方面的话，你觉得它能有几个方面呢？
龚鹏程：这种表现的方式是这样的。传统中国社会，比如说我们看宋代、明代的理学家，他们发展出了一些方法，比如说把宗族组织起来----我们不要以为中国的宗族是现成天生的，不是。特别是，宗族内部的关系是宋明理学家花了很长时间建立的，每个人不是孤立的人，是有一个辅助的团体帮助你，大的宗族的支撑。另外有乡约，乡里的人能够互相帮助，道德有问题会互相提醒，就变成一种社会经济的互助和事业的相互扶持。另外是道义上的互相劝勉这样一种情况。现代社会逐步可以发展成为这样。现在很多地方也在重修宗祠，重修家谱，重新开始祭祖。通过乡里、宗族、邻居的方式成为地方性一个小的向善的团体。
另外，我们在社会上也可以发展一些社会工作团体。这些团体有一些读书会，共同发展一些好的兴趣，也是一样可以做的。应该可以参考古人的做法，在现代社会中有一些新的发展。
国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
主持人：在您的新书《国学入门》中有这样一句话：“治国学不只是述古，还要从国学中生长出新学问”。新学问其实很值得思考。
龚鹏程：这个书因为没有办法详细谈，要谈起来就复杂了。比方说我原来办过两所大学，一所叫南华大学，一所叫佛光大学。两所大学里设了一些新学科，比如说有一个学科叫做未来学。
历史学是一个政治学科，大家都知道。未来学怎么研究呢？同样历史怎么研究？历史是消失的东西，怎么研究？谁也看不见去年的雪，研究去年的雪就是历史学。未来学是研究还没发生的事，两个都是看不到的。既然历史可以研究，未来也可以研究，只是你要发展出一套研究的方法。《易经》上说我们要尝往而知来，孔子说百事可知。对未来我们是可以预估的，或者是可以预期，可以发展出它的一些方法。我们办了一个学科叫生死学，有大学本科，也有研究所。生死学其实是一个新形态的哲学系，传统哲学系讲的都是很抽象的，是概念化、知识化、体系化的学问，钻研极为精深，它很难跟我们具体的社会生活，跟每个人关联起来。我们会觉得每一个学科都应该有哲学，可是我们又不晓得它怎么连接。
我办的生死学是这样的。我们在谈哲学里面，特别是谈人生哲学，里面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生死问题，佛教讲死生大事，孔子也讲生死。我们谈人生的意义就是生死学要研究的问题，哲学系特别是谈人生哲学这方面着重谈生死学。生死学不只是像哲学系这样讲，具体比如跟音乐、护理系统可以结合起来。医院就面临很多生死的问题，特别是，现在绝症的病患越来越多。得绝症，或者是老年痴呆，或者是植物人，很多人没希望了，家属就看着他一天天走向死亡。病人很痛苦，家属也很痛苦。对这些家属、别人怎么安慰它呢？我们就有一些课程，比如叫做安宁照护，照顾你平安地度过这最后的一段人生里程。最后面临死亡的时候叫临终关怀，人死了，家属还很悲伤，这叫悲伤处理。这在医疗界、护理界其实老早已经形成课程了，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结合起来，跟我们纯哲学的抽象概念的讨论结合起来，你才能落实。不然你讲这一套，到底对这些病患、医生能够起到什么实实在在的作用？能够对生命消逝处之泰然，能够解决生命中重大的悲伤、困惑、不舍、不甘愿，要解决这些困难。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社会工作体系。以台湾来讲，台湾的社会工作体系有一些叫做生命线：当你觉得活不下去了，你痛苦、沮丧的时候，可以打这个电话，就会有义工、专家帮你解决问题。如果你有什么具体困难，他们帮你联系有关单位；如果说你是情绪或者是思想上想不开，他们帮你开导等等。这些人是需要培训的，不然凭什么跟人家讲人生，这不是误导嘛。有很多社会工作团体来协助。这是一个社会的辅助性的协助每一个人，让他能够面对他生命的困难。
我办了这个，反应就很好。哲学系讲的这些哲学是具体有用的。后来就有一些棺材店、葬衣社、殡仪馆找我，说你们能不能帮我们办一个殡葬管理的科系。我觉得殡葬管理很奇怪，葬衣社能够当成一门学问？我很犹豫。殡葬团体跟我讲，因为每年固定要死多少人，出生率跟死亡率差不多是相等的，越是经济不景气死人还多，换句话说这个行业每年产值很多，每年有那么多人死亡。但是过去这个行业由于大家对它忌讳，不晓得哪个葬衣社怎么样，棺材铺怎么样，大家对它不了解，所以这个行业是一个暴利的行业，从来不企求回头客，做一次就宰你一次。他们也很痛苦，因为这个行业良莠不齐，是大家看不起的行业。说你做什么事？说我做葬衣，大家看不起，他们想提升自己的行业地位。他们想我来开，我就帮他们开了殡葬管理的课。后来办的效果很好，每一个县市都找我们办。我们开了很多班，我自己还帮台北市政府写了《市民通用丧葬手册》。一般人，比如你是佛教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死了都照仪式做。我们这种没有宗教信仰的死了怎么做？一片茫然。所以我就写了一个手册——《市民通用丧葬手册》，给老百姓做参考，什么都不懂就照着手册做。如果想更庄严一点、更隆重一些，再加上一些什么。不同的族群、不同地域的人有些不同的风俗，要增加考虑一些什么，提供给一般市民做参考。这个东西影响很大，因为每个人都会碰到。我们的生命礼仪、生老病死、婚丧礼庆这些，只是我们自己这样做吗？朱熹、司马光都编过《家礼》，就是谈这些东西，就是家庭中会碰到的婚丧礼庆各种东西。古代儒者本来就在这方面有些处理，提供给社会上作为一个标准、规范，我们也是希望这样做，这是生死学。
生死学这个学科就很有影响。
主持人：就是国学里创出的新学问。
龚鹏程：对，发展很好，影响很大，非常具体，对移风易俗有非常具体的影响。其它学门很多，比如我们办过华人第一所非盈利事业管理。我创办的南华大学，最早是一个管理学院，所有科系都是管理科系，而里面的核心其实是国学。我这个校长是学国学出身的，所以我从这里面发展出一些新的管理科学，不同于过去管理学两大块（一块是政府管理，一块是企业管理），我就发展人文管理。包括比如环境管理、艺术管理或者是非盈利事业管理，或者是我刚才讲的殡葬管理，我们把它称为人文管理。整个这一块注入到管理学里面，实际上对管理学起着很大的变化。不是单一一个新学科，是整个影响了一大片。所以，国学能不能开创新学科？太容易了，我已经开过十几个学科了(笑)。
主持人：能列举一下吗？我现在知道有两个方面，一个管理，一个殡葬。
龚鹏程：管理是一个大学，里面分成很多小的。刚才讲殡葬管理，是生死学延伸下来的殡葬管理。还有一个生命学，不是生命科学，生命不是只有科学问题，生命还有很多人文问题，所以是生命学，不是生命科学。还有未来学，还有环境管理，环境管理不是科学的环境管理，包括我们居住的、感觉、体会，包括中国传统上讲的风水，是环境管理。一个环境可持续性发展，台湾地区称为永续发展，永远发展下去。结合建筑，结合中国传统的讲法，这一类的东西把它发展出来。还有艺术管理，学科太多了。
另外，每一个学科也跟中国传统学问结合起来。我们谈经济、政治，现在是谈政治的光讲西方政治哲学，中国没有政治哲学吗？中国人讲政治，中国人的政治概念，从《周礼》以来就跟亚里士多德的不一样。亚里士多德基本上是管理，设了很多官管管理，可是《周礼》的很多官是管吃的，管饮食什么的。中国的政治概念重点在养民、养士，重点是养，而不是管理，不是控制。所以，西方的管理学核心概念是权力的制衡、权力的获得，政治学就是谈权力的分配、权力的制衡、权力的来源、合法性、正当性。中国的政治不是谈权力，目的在于使被管理的这些人的生命得以生长，长跟养的观念非常非常重要。我办的政治系就要谈这个，我办的经济系要谈中国经济的一套思维，是这样。
每一个学科都跟国学有关系，不是独立的一个学科讲国学，其它统统不讲，不是这样的。国学应该成为我们中国人所有学科发展出来的一个基础，或者是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