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与爱因斯坦聊过两次”
书桌旁，摆放着一台文字处理机，有些年头了。1988年，周有光先生83岁时夏普公司送来的礼物。从此，便用它写信著文，即使现在用上了电脑，还是习惯靠它来书写。写的多是杂文，平均每个月在内地或香港报刊发表一篇，有语言闲谈，更多的是社会思考。
百岁时，周有光把自己90岁至100岁之间的文章编成《百岁新稿》，2005年1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从容的文字里，浓缩着经历百年风云的生命力和思考力。
百岁时，晚辈们为他制作了一本精美的纪念册，大量珍贵照片，勾勒出先生治学、生活的轨迹。恰当地注解了夫人张允和曾经对他的美好祝福：有光一生一生有光。
也正是在纪念册的编制过程中，一段尘封50多年的故事，成了家里的头号新闻。当然，也是令世人好奇的一段经历———1947年，在美国，周有光和爱因斯坦见过面，聊过天。
那时，周有光在美国一家银行工作，业余时间读读书。“我到美国不久，一个朋友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教授，他认识爱因斯坦。一次聊天的时候，朋友说，爱因斯坦现在很空闲，你可以去跟他聊聊。因此，我有幸与爱因斯坦聊过两次。他非常随便，一点都没有架子，他穿的衣服都没有我讲究呢。”半个世纪后，说到“他穿的衣服都没有我讲究呢”时，老先生灿烂地笑了，不世故很无邪。
“我这里故事很多，谁来开这个门，这门里就有故事。”103岁的人生，沉淀着不俗的经历和所见所闻。这和人生的轨迹有关，也和他通透智慧的处世有关。
即使是成为“反动学术权威”在宁夏的“五七干校”劳动的艰苦日子里，他依然以苦为乐面对周遭。时年65岁的周有光和71岁的教育家林汉达，被派去看守高粱地。满眼高粱，两人热烈谈论的却是中国语文。一天，林老问：“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周有光开玩笑说：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又说，从前有一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为《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最后，两人一致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
还有很多朋友们的故事，老先生也乐滋滋地讲起：
曹禺最爱看书，他的夫人最爱干净。夫人常常催促先生洗澡，曹禺无奈，坐进澡盆，一手拿书看，一手划着水，用“哗哗”的声音佯作洗澡骗骗夫人。
老舍最爱讲故事，一讲就离不开乌龟。大家说别讲了，换唱戏吧，结果，他唱了一段《钓金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