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三字经》的修订,一定要在适用对象上保持其高度的共有性。
第二、《三字经》代表和体现的是传统文化,应保持其传统性。这种传统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文化理念和思想倾向上,《三字经》鲜明地表现出其传统文化的属性;同时在语言风格上,《三字经》属于古代汉语体系,即文言体系。所以,《三字经》的修订应保持其传统文化特色,无论就内容还是就表述形式,都应避免现代化的词句,而努力追求传统文体的精炼和典雅,“修旧如旧”,体现其高度的传统性。
第三、作为流传数百年的蒙学经典,《三字经》中的很多句子已经成为对于传统文化与历史具有标识意义的东西,且为大众耳熟能详,应保持其原态性。
第四、《三字经》主要是一部劝学文献,应突出其劝学性。《三字经》是以知识的传播为主,而不是传统道德的说教为主。比如开篇“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讲的是教育的意义和价值,是劝学的话语;中间讲的是伦理道德、名物常识、经史诸子、朝代更替;最后用古人勤勉好学的故事启迪教育儿童。这种劝学性就使得《三字经》具备了超越时代的特点。对于这种劝学性,历代学人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如明朝的吕坤在修改《三字经》时,称赞其为一部增广见识的读物。清代的紫巢氏在为《三字经注解备要》作序的时候,称它是“一部袖里《通鉴纲目》”。民国时期的章太炎认为《三字经》虽然“字有重复,辞无藻采”,但“启人知识过之”。所以,《三字经》的修订应保持并突出其劝学性的特色。
上述就是我们对《三字经》一书的基本定位。从这样的定位出发,便形成了我们如下的具体修订方案:
第一、我们将历史下限止于辛亥革命。
1911年的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近代史末期;几年之后,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现代史的开始,而现代汉语的最后形成和确立,正是在“五四”运动时期。“五四”应该是从古代汉语过渡到现代汉语的里程碑。《三字经》在形式和语言上都属于古代汉语体系,是已经体系化了的古文化、古理念,牵一发动全身,改不胜改。若涉及辛亥革命后历史,便难免要接触到诸如“民主、科学、军阀、北伐、抗战、人民、解放”等现代词汇,势必造成与全篇文言文的整体内容及语言风格不合的局面。因此我们决定将历史部分的下限止于辛亥革命。
第二、能不动的尽量不动。《三字经》中有些字句确有明显的封建正统观念。如“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很多征文作者都提出应删去。编委会议与会者经过慎重研究,一致认为应保留原句。关于“三纲”含义,孔子《论语》及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即已提出,后“三纲五常”更成为传统封建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念。但即使如此,在封建时代已然终结的今天,我们的读者仍然可以由此了解我国古代传统观念的社会背景,增加对历史文化的整体认识。且文中所谓“君臣义”,即指臣要服从于君,但君臣之间要有合于“义”的法度,这应当是王应麟较有理性的政治意识。因此这次编审会议认为,可以参照章太炎增订本,仍予保留。而我们保留它,并不是要提倡它,而是为了认识它。再如,“父之过”,此次有很多征文作者都建议改为“父母过”。我们经过认真研究,最后还是决定保留原句。一是因为,古代文献中很多表述举一反三,举父以代母;二是因为这一句话已经渗入中国人的文化记忆,成为《三字经》的标志性语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