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在读书上我曾经有过喜欢挑剔的毛病，专挑所读之书中自以为不足之处。往往是，当别人如数家珍一般地复述某本书的好处时，我却习惯数落那本书的不足，如果是小说，就会挑剔情节、细节的合理性；如果是学术理论书，就会攻击某一个观点或者某一处推论不严谨；如果是传记，则会嘲笑某处描写的不准确，等等。这个毛病带来的后果是，在农村插队劳动时，有时知识青年扎堆聊大天，遇到别人津津有味地说起某一本书有意思的地方，我自然就要说它的毛病，弄得对方一时就沉默下来；有人说起另一本书幽默的妙处，大家正一起乐不可支，我的毛病往往会让我出来挑剔这本书的问题，非让大家刚刚绽放的笑容立马僵在脸上不可。无奈那时我读的书比较多，又无奈我挑剔的能力比较强，那时我们那一带知青所读的书几乎都逃不过我那机关qiang的扫射。被我扫射过的书也记不清了，记得大约有外国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别尔金小说选》、《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毁灭》、《铁流》等等，zhongguo小说有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暴风骤雨》、《青春之歌》、《解放区小说选》、《欧阳海之歌》等等，理论书稍少一些，记得有《进化论及伦理学》、《物理学的未来世界》、《众神之车》等。后来回想起来，我这做法实在讨人嫌。就像众人聚餐，上到桌前先不说这些菜好吃，抢先就说这些菜不好吃，或者一面吃一面埋怨菜品太差，实在倒人胃口，添堵。何况，我们那时也就刚刚念完初中，能看得出中外名著的什么毛病来？真正看出来的只能是我的毛病。它闹得我后来对许多名著的高妙之处记得不清不楚，弄得不明不白。大诗人陶渊明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我当时却是“每有挑剔，便欣然忘食”，根本就是一些笑话。
有行家指出，像我这种阅读态度，其实是一种“挑剔性阅读”。也许这是在那大批判年代落下的时代病。
后来我这毛病渐渐有所收敛。起初是知青伙伴们不断用白眼和沉默来抗议我，人家都快不理睬我了，我只好讪笑了之。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先是写了些小说，也许体会到写作的不易，“事非经过不知难”吧，渐渐也就没有了犯“挑剔性阅读”毛病的闲心。再后来，又做了文学刊物编辑，每个月总要从一大堆来稿中挑选出一些能够发表的稿子，还要在中间选拔出值得放在头条、二条的好稿，我这挑剔的毛病这才差不多彻底放下。试想，如果我只一味地挑剔，哪里去找十全十美的稿子呢？那全编辑部就没法完活。
从我阅读态度的变化，似乎可以看出，“挑剔性阅读”不仅是一种时代病，也是一种人生态度的毛病。挑剔与不挑剔，与人生阅历不无关系。
前两年读过一本《私人阅读史》，书中收录了一些文化名人的阅读经历回忆。电视人王鲁湘回忆自己在大学时代，阅读朱光潜先生翻译的《美学》，“那时我把《美学》读得非常仔细，自以为是地在正文和注释中挑出了四十多处在翻译上和表述上值得商榷的地方，还整理出来，给商务印书馆寄出了一封信，托他们交给译者朱光潜先生。”王鲁湘这段话里特别用了一个“自以为是”的自嘲，可见他对自己学生时代的阅读方式是有所反思的。
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则轶闻。1936年11月18日，鲁迅先生去世方一个月，新月派女作家苏雪林写信给胡适，发泄对鲁迅的不满。12月14日，曾被鲁迅骂为“焦大”的胡适回信责备苏雪林：“我很同情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其私人行为……凡论一人，总须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之作。”这也算是胡适先生对于“挑剔性阅读”的一个回应，宣示了自己的一种人生态度吧。
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主张“兼容并包”，造成许多不同社会主张、不同学术出身、不同个性的学者荟萃于北京大学。提倡白话文的和反对白话文的，主张弘扬国学国粹的和主张全盘西化的新派老派学者互不相让，让青年学子目不暇接，兼听百家，各得其所，各有收获。特别是拥护过张勋“辫子dang”的辜鸿铭和支持过袁世凯复辟的刘文典也都被聘为教授，有人对此强烈反对。为此蔡元培对学生们说了一席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我希望你们学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蔡校长的教诲对“挑剔性阅读”的人们实在是一个最为智慧的劝导。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改之。”孔子这一训诫自古以来一直为人们最为乐于接受。读书如人生，道理是一个：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改之。
如此看来，“挑剔性阅读”不只是我们那个时期的时代病，也不只是一个人生态度问题，而是人们阅读生活中常有的一个误区。倘不能对这误区有所警觉、有所反思、有所扬弃，恐怕将贻误我们自己的学习和成长。
1943年，徐复观在蒋介石手下做幕僚，一次拜见新儒家大师熊十力时，请教该读点什么书。熊十力推荐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复观说这本书早已读过。熊十力听后毫不客气，立刻说你并没有读懂，应该再读。过了些时日，徐复观再见熊十力，说他读出了《读通鉴论》中许多不能同意的地方。熊十力听后当即怒喝：“任何书都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何不先看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它的好处，再批评它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譬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这番怒喝对于徐复观不啻是醍醐灌顶，他后来回忆道：“这对于我是起死回生的一骂。”徐复观后来与唐君毅、牟宗三等学者一道推动了儒学现代化研究，并被称为继熊十力、梁漱溟等大师之后的新儒家代表人物，这与熊十力所授得当的读书、研究之法乃是“起死回生”的关系。
记得早几年，某传播学教授的一部古典名著阅读心得盛行于市场和媒体，一时成为当年度超级畅销书。某名牌大学就有学生出来批判此书的一些错谬、不当之处。批驳的学生是博士研究生，而且人数不多不少，竟有十位，一时又成了社会新闻：“十博士联名怒批××”。新闻标题常常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博士研究生还不能称博士，记者强调“十博士”无非要的是“看热闹不怕事大”。这事后来怎么收场不得而知。可想而知的是，博士研究生们自然已经成为博士，而某教授还在写自己那种风格的心得类书籍，不时也有畅销的业绩。留给我们的问题是，那部被“十博士联名怒批”的书果真是一无是处吗？倘是，那数百万读者购买阅读是怎么回事？倘若还真有一些值得褒扬甚至值得汲取的地方，一些习惯作“挑剔性阅读”的读者可能就此会有所错过，那又何苦来哉！
前面说到认为“任何书都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的熊十力先生，切莫就此以为只是一个四面讨好、八面玲珑的人。他曾经拍着桌子大喊：“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可见自负至极。熊十力与废名(冯文炳)在北京大学都是以认死理著称的大名士。两人经常探讨佛经，每每意见不合就会争得面红耳赤，声音越辩越高。一日，两人身着单衣，在一间屋里高声辩论，正辩到紧张时刻，忽然声响全无。众人忙去探看，发现二人扭打在一起，互相卡住脖子，一时都发不出声音来。就是这样一位狂放得几近疯癫的大学问家，如此自信的大名士，却叮嘱学生“读书是要先看出它的好处，再批评它的坏处”。个中道理，实在值得我们深思。聂震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