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佛教如何看待临终救治？如何看到“安乐死”？2018年7月5日，台湾地区举行安乐死公投听证会，在出席听证会的4位学者中，3位都支持开放安乐死。台湾玄奘大学宗教与文化学系教授释昭慧则持反对意见，她认为人的本能与意愿常冲撞，她看到许多个案虽然强调自己想死，但展现出来的每个动作却是求活。昭慧法师会后写下这篇感言。全文如下：
昭慧法师发言
7月5日下午在中选会讨论安乐死公投案时，除了相关部会政府官员与提案人外，连同我共有4位学者专家应邀发言，除了我是伦理学者，其他都是法律专家。
安乐死可依其被动或主动程度而再作分类，由于《病人自主权利法》已可允许医师被动撤除维生设备，因此本项公投案，目的是进一步推主动安乐死──包括医师对病人施打致命药物，以及医师提供病人以致命药物或致命设施。
我发言时表示：过往曾同意，让一只误食du饵而每一秒都活在剧痛中，且已无法医治的狗狗，由动物医师注射针剂，让它提早离世，以免它在剧痛中“延长死亡的过程”。而由于个人是“众生平等”论者，认为“生命求活的本能无分轩轾”，应予平等尊重。因此，动物倘若可以安乐死，人就可以考虑安乐死；人若不应安乐死，就不宜动辙为动物安乐死。准此而言，我算不上是任何情况下绝无例外的“反安乐死论者”。
然而就自己陪伴病患的经验，发现病患即使是死意甚坚，但是在病苦极深之时，依然会依本能的求生欲而奋力求活。由于终结生命的“自主意愿”，经常与延长生命的“求活本能”强烈冲突，作为非当事人的我们，可以仅接受病患的“自主意愿”，而不尊重他们的“求活本能”吗？这是我非常迟疑，也不免质疑的焦点。
个人比较重视的是，应尽全力让患者免除一切“无意义的疼痛”。例如：导致病患痛苦的侵入性治疗，若已毫无治愈可能，只是无谓地延长着他的死亡过程，这难道是必要之恶吗？还有，假使病患宁可自然死亡，也不肯接受带来极大痛苦的侵入性治疗，我们能尊重他“拒绝医疗”的意愿吗？
然而，这方面的问题，依于即将实施的《病人自主权利法》，应该已可解套。依于该项法令，病患或家属已可明确表达放弃治疗的意愿，甚至已可要求撤除维生设备。然则本次提案的“安乐死”，已是由医师与医务人员为病患“加工助杀”，可惜的是，作为未来可能被要求执行此一“助死”任务的医界，竟无一人参与此次听证会。
即使是《病人自主权利法》，有关“容许摘除维生设备”的规制，在伦理上还是很有争议的。以美国的泰莉（Terri Schiavo）个案而言，她因持续性植物状态，而被插管喂食长达15年，后经法院判决，准予撤除喂食管。然而在摘除营养与水分的维生系统后，泰莉是经过13天才死亡的，这表示她是在13天后，活活地饥渴致死。这样缓慢而痛苦的死法，真的就会比“一针毕命”更为人道吗？
而这依然是前端的“过度医疗”，所导致的后端问题──当初在泰莉无法自主进食之时，假如不插入喂食管，到后来就不会有活活折腾15年，最后依然面对“拔管”的悲剧。
今天的听证会，四位学者专家中，除我之外的其他三位，都赞成人工助杀式的安乐死。这应该只是巧合，而非官员有意为之。但是在听证会结束前，我还是诚恳地建议主席，未来召开这类听证会时，宜应求取正反双方人数与专业领域的平衡。否则我担心，听到赞同方过于“一面倒”的说词，却听不到反对方的充分理由，会让参与审定公投案者因信息过于片面而产生误判。
例如，座中某位资深法律专家，竟然一再将“安宁疗护”直接称作是“安乐死”。其理由是：注射吗啡终究还是会致死。“安宁疗护”与“加工助杀”其实都是“同意sharen”，其差别只在于，前者分多次注射吗啡，后者是一次到位。
这样粗糙的说词，让我非常难以接受，虽然不足以为安宁缓和医疗代言，依然忍不住反驳他：
1. 安宁缓和医疗的目的，根本就不是“同意sharen”，而是为了减轻或免除末期病人的痛苦，增进尊严、无痛的生活质量，这怎么可与加工助杀的“安乐死”混为一谈？
2. 就我过往的照护经验，因癌末而接受缓和医疗的患者，最后还是会因癌症或并发症而死，怎么可以将所有缓和医疗患者的死因，都归结到吗啡注射？
3. “多次少量注射”与“一次大量注射”，怎么可以划上等号？假如一次灌入三公斤咖啡会让人致命，这也绝不表示，人们不可每天喝一杯咖啡吧？
看来法律专家即便深谙法律，依然可能会在医疗领域信口开河。然则这类事关民众“生死大事”的听证会，涉及“安宁缓和医疗”与“人工助杀”的异同分辨与利弊得失，还是以邀请安宁缓和医疗专家出席为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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