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第一批女生陈淑君（也就是汪精卫夫人陈璧君的妹妹），“背弃”婚约，爱上了北大教授谭熙鸿，而谭曾是她的姐夫！这一“丑闻”很快轰动全国，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而张竞生因对此事件发表著名的爱情定则，解构了儒家和ziyou派的爱情观，可以说是真正的罗曼蒂克消亡史。
陈淑君事件也成为研究现代zhongguo爱情观的一个典型个案，今天回顾时，可以发现激进派、保守派与ziyou派等各种力量的激烈对抗。这些围绕桃色事件的争议虽然有哗众取宠的成分，但仍然触及了爱情的诸多深层问题。博雅君将连续推出三个民国时期著名的绯闻及其引发的争议，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当时zhongguo人的爱情观。
01、谣言与爱情
在1920-1930年代，关于女性被压迫的可怕事例，时时突现在ziyou出版物中。这些事例为批判儒家礼教及其当代卫道士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弹药。然而1923年爆发的一场丑闻，却同时招来了自ziyou派和保守派两个阵营的激愤与谴责。
事情是酱婶的：
这里所说的女子是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名为陈淑君。陈淑君来自zhongguo南方一个颇有声望的富裕家庭，并且是五四运动期间第一批就读北京大学的女学生之一。陈淑君有两个姐姐，一个叫陈璧君，嫁给了汪精卫；另一个叫陈纬君，嫁给了北京大学的生物系教授谭熙鸿。后来陈纬君因为患病去世，谭熙鸿就成了鳏夫。1923年下半年，陈淑君因陈炯明叛乱，广州时局动荡不安，故而转到北京求学。由于北大考期已过，她暂住姐夫谭熙鸿家并在北大旁听。不久，她与谭熙鸿结婚。之后，一位名为沈原培的男子来到北京，向媒体哭诉他是陈淑君的未婚夫，与她已有婚约，此事立刻博得了公众的同情，并在公众间引发了一场对陈淑君的齐声讨伐。但陈淑君在《晨报》公开申辩，她与沈认识只数月，且“无婚约之预定”，“淑与仲逵（谭熙鸿）结婚，纯系个人ziyou，双方志愿。”
据说，这件事情的幕后黑手恰恰是陈璧君。因为陈与谭熙鸿的关系一向比较紧张，她原想陈纬君逝世后，就割断了两家的亲戚关系，没有料到谭熙鸿又与陈淑君结婚，为此，她唆使陈淑君在广州认识的男朋友沈原培到北京，在《晨报》“痛斥谭熙鸿无行，陈淑君负义”。这件事情后来又变异出新的版本，在某社出版的北大回忆中，有人写道：“生物系主任谭某某乘他妻子在协和医院生产的机会，把寄居他家的妹妹×××(我班的旁听生)强奸了，其妻出院后愤懑疫殁，他便和小姨结了婚。陈在广州的未婚夫闻讯北来，在《晨报》上公布了控诉书，闹得满城风雨，谭某某也是一走了事。”
其中不难看出好事者“加戏”的成分。事实上，这些八卦绯闻的确对谭熙鸿造成了很大影响，在1923年和1924年底，北大评议会评议员两次换届选举中，谭熙鸿连续当选，一方面表明北大多数教授对谭熙鸿人品的肯定，对“绯闻”的否定。但另一方面，谭熙鸿当选的得票数从第一骤降，足见众口铄金之威力。
关键是，谭熙鸿并没有一走了事，而是在“绯闻”的重压下，忍辱负重，完成了蔡元培的嘱托，创建了北京大学生物学系。但历史是神秘莫测的，谭熙鸿由于这场绯闻的影响，也由于他和汪精卫是连襟，他对zhongguo科学和学科建设的作用被会心地抹去了。
02、性学专家张竞生前来救火
在这个案例中，女主人公不是一名沉默而不幸的封建习俗受害者；相反，她做出了一个婚姻上的决定，以牺牲另一个男人的正当权利为代价，为自己谋得了一个舒适的社会地位。至少，当时饱受震惊的公众是这么认为的。
就在公共舆论对陈淑君的审判几近盖棺论定之时，当时同样任职于北京大学并与陈家姊妹交往甚密的教授张竞生，在《晨报副刊》上，为她发文辩护，阐发了他著名的爱情定则。《晨报副刊》的编辑孙伏园把版面开放给所有想发表看法之人，让这场辩论持续了数月之久。
张竞生声称，他的四条定则得自于长期的生物学、心理学和有关爱情社会方面的科学研究：1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的条件或标准大概包括感情、人格、状貌、才能、名誉和财产。一个人满足越多的标准，就越有可能在爱情的竞技场中获得成功。
1、因为爱情是有条件的，所以它可以进行比较。能最好地满足这些标准的人，总是能从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2、爱是可以变的。有吸引力的人总是会被很多人同时追求，当他们遇到一个更合适的人选时，也常常会改变主意。
3、夫妻是一种友谊，只不过或许是更为激烈的一种。就像朋友可以分道扬镳一样，丈夫和妻子也可以分离。那些恋爱中的人，不论是否已婚，都必须不断奋斗，完善他们自身，这样才能享受愈发深刻的爱情的欢愉，并抵挡住来自他人的竞争。反过来说，如果婚姻的基础不是有条件的爱，那么丈夫和妻子就将贬格为家庭的财产，发生在两人之间的也仅仅是一场性的交易。
张竞生通过爱情的法则，同时攻击了两个对手：1古老守旧的儒家婚姻，2架空高蹈的浪漫zhuyi爱情婚姻。这种浪漫zhuyi认为爱情是神圣、不可侵犯与不可更改的，并把爱情加冕为浪漫zhuyi的超善。这可以解释五四知识分子把爱情与“贞操”竭力绑定的不懈努力。维护爱情至上的五四ziyou派，把爱情提升为一种神圣的品德。
张竞生宣传了第三种婚姻的ziyou模型，认为婚姻是两个ziyou自主的个体，在共同的爱意与情谊的吸引下组成的共识性联合。
03、反击：爱情不能像嫖客妓女一样精于算计
接着，回击张竞生的人上场了。
梁国常在《晨报》上发文认为，谭熙鸿和陈淑君都应该为违反了贞操原则而受到责备：谭熙鸿在妻子尸骨未寒之时便行改娶；陈淑君则是单方面撕毁了与沈先生的婚约。梁国常承认，贞操在过去是一条不公正的法则，因为它只要求女性（“节烈”），因此成为奴役女性的工具。但是，贞操不幸的历史，并不意味着这条原则本身是有缺陷的。只要加以革新和现代化，它便可作为最高的人类美德，和爱情纯粹性最可靠的担保者。在他看来，贞操为爱赋予了恒久性的关键特质，于是更加稳固了它对于伦理性的承担。
大多数读者都抱持着与他相同的一个假定，认为单凭超善本身就足以把握生命的道德意义并确保幸福，而其他所有形式的考虑都必将对幸福与美德造成损害。
张竞生却极力让爱情成为一种平凡的生活善，也就是说，他把爱情调和于日常领域之中，而否认其浪漫虚幻、神圣性、霸权性、压迫性和不可操作行。在张竞生看来，爱情一定不能仅仅作为婚姻的前提，还必须在婚姻内部繁荣发展；其目的是让婚姻生活达到情感上的完满，而不是将其作为一种抽象的原则和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进行供奉。
张竞生批判了假扮圣洁的爱情话语，这让他既不受保守派所喜，也得不到ziyou派的支持。他同时冒犯了来自双方阵营的读者。令ziyou派惊骇不已的是，他大不敬地把爱情贬低为日常生活；而保守派深感羞愤的是，他公然拥护离婚。
于是对张的反击如排山倒海，总结起来如下：
1、张竞生的定则，把一个关系到社会稳定性与持续性的领域全权委托于人。他鼓励已婚女子继续在她们的配偶和其他男人之间进行“比较”，并让诸如外貌、财富和名望等来自外部的考量劫掠她们的道德素质与婚姻。这些读者尖锐地质问张竞生，如果能把夫妻维系在一起的只有对贞操不作任何承诺的爱情，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当女子红颜消逝或男子财富尽失时，便可将之弃如敝屣？ 事实上，最精于以相貌和金钱衡量爱情的是妓女与嫖客；在张竞生的眼中，他们岂非是最合格的爱情实践者吗？难道他不是在鼓励薄情、虚荣、贪婪和功利zhuyi吗？
2、张竞生把贞操原则与“从一而终”的封建意识形态混为一谈。节烈是专属于女性的义务，在过去曾是压迫女性的帮凶，而现时代的贞操则同时适用于男女两性，勒令他们对爱情宣誓效忠，以克服重重困难而保鲜爱情。贞操并没有绝对化地排除离婚的可能，而且对于以厮守为名所施的恶行也不会宽恕，如虐待、出轨、犯罪和酗酒等等。
3、张竞生的定则源发于一种精英化的视角（指向贵族式的恋爱），因为对于他来说，贫穷、丑陋和无能之人绝无了解爱情的指望，哪怕他们理解了爱情，也总会败给比自己条件更好的竞争者。
04、许广平的问题，张竞生也回答不了
第一种批评在读者中获得了尤为广泛的共鸣。张竞生为了声援陈淑君“厚颜无耻且精明算计”的选择，明目张胆地试图盗走一种神圣的理想，这让他们感觉遭受了极大的冒犯。
在他们看来，游戏必须在婚姻的大门前停止。誓言一经交换，爱情便进入到伦理的领域之中，因为此时的人已经找到自己的真实，而与道德的本质发生了联系。如在此时打破誓言，则会让偶然性与无常性对道德的确定性造成损害。“比较”的链条有可能无止无休，进而导致结婚离婚周而复始没完没了，对此心怀忧惧的某些读者，提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既然相爱是一件千回百转的事儿，那分手也理应千思百虑。
许广平是参与这场辩论的唯一女性，她以笔名“维心女士”发文，质问谭熙鸿和陈淑君在如此短暂的交往时间内能否产生真正的爱情，而张的这一“比较”原则是需要时间的，刚好被许广平用来支持其质疑。
张竞生辩称自己对爱情的形而上学没有丝毫兴趣，他没想研究如何辨别真假爱情。相反，他只想为眼下的迷失一代指明方向，在他看来人们可以像训练欣赏能力一样鉴赏爱情，或者像科学认知一样理解爱情。虽然凡是生耳之人便可以听见音乐，但只有懂得音乐理论的人才能真正地欣赏。出于同理，任何人都可以性交，但只有那些了解爱情的法则之人，才能真正体验到它的欢愉。张竞生虽然不能教别人怎么找爱人，但他认为人们可以通过一些法则和原理来了解爱情，就像学习数学和乐器一样，爱情是可理解、“可操作”的。反之，认为爱情神秘莫测的人，至多能品尝到一丝若有若无的爱情滋味，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只能萌发牲畜般的冲动。爱情定则可以视为张竞生对鲁迅暗藏在《伤逝》黯淡结尾中的问题所做的一份答卷。他可能会说，折磨时代青年的典型问题，如相思、失恋、三角恋、殉情和情杀等等，全都缘自他们对爱情定则的无视。
爱情和自然现象一样，都可以进行理性的分析。不论考察的对象是爱还是性，张竞生的目标总是一样的：推出一套知识体系，把人类生活最新的未知领域置于科学与审美的联合聚光灯之下。这套知识体系将为人们提供一种把握自己生活的工具，可以识别社会关系的变动，并制造出生活的多种可能性。
张竞生的实用性哲学遭遇了大量的反对声音，可由他开启的对话却得以延续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