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摘要：中华文明五千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历史学命题。然此命题的形成过程和计算方式，长期以来缺少合理的说明。一般认为黄帝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开端，但传说中的黄帝距今不到五千年。考索文献
摘 要：中华文明五千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历史学命题。然此命题的形成过程和计算方式，长期以来缺少合理的说明。一般认为黄帝时代是zhongguo古代文明的开端，但传说中的黄帝距今不到五千年。考索文献记载，可知黄帝之前还有一个炎帝主宰当时部落联合体的时代，其时文明因素灿然大备，zhongguo古代文明起源当肇始于炎黄时代。炎帝时代历时500年，继之包括黄帝在内的五帝时代历时588年，则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前的炎黄五帝时代长达一千余年，大体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以此作为zhongguo古代文明的发轫期，则中华文明五千年不为无据。五千年来，虽然历经艰难与曲折，但中华文明的发展始终不曾中断，始终以其伟岸的身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关键词：炎帝；黄帝；仰韶文化；龙山时代；五千年文明
中华文明五千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历史学命题。dang的十九大报告指出：“zhongguo特色社会zhuyi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对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实现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中华文明五千年是如何推算出来的？是否有其可靠的学理依据？还是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
一、深染革命色彩的学术命题
中华文明五千年，是辛亥革命时期开始流行的一种说法。当时一批仁人志士坚持反清革命立场，决意与清王朝划清界线，大力倡行黄帝纪年法，以黄帝为“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黄帝的时间，按zhongguo史书上的传说来说就是五千年前左右”。但这个命题发展到今天，其历史学内涵日渐淡化，更多的是考古学上龙山文化的时间元素所投射的光芒。如谓“无论从活动时代和活动地域方面，中原龙山文化都与历史上‘五帝’的事迹相符合”，或以为“龙山时代诸文化正好都在夏朝以前，相当于古史传说中唐尧虞舜的时代”。龙山文化的年代是清楚的，但与之对应的五帝时代在年代上却是模糊的。不要说辛亥革命时期学者对黄帝年代的推定还存在很多问题，就是“三皇五帝”旧古史系统在稍后疑古思潮的涤荡下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五帝时代的年代学研究很难深入下去了。2004年，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其研究任务之一就是要弄清zhongguo古代文明起源的年代问题。但项目结题后，未见相关成果作权威发布，中华五千年文明如何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结合上给予科学界定依然悬而未决。
中华文明起源的年代要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相对应，似乎不是单纯依靠考古学可以解决的问题。固然考古学文化可以通过碳十四测年，但那只是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如果不能确定五帝各自的时空范畴，考古文化遗存则无从对应，更谈不上提供五帝各自的年代。从逻辑上讲，无论以何种考古学文化来对应五帝时代的史迹，充分利用文献资料合理推定五帝时期的年代都是一个基本前提。“即使没有双重证据，单纯的文献研究也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只有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双向互动，相辅为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论断才不至于凌虚蹈空，而是真正落到实处。
关于五帝时代的年代学研究，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还不是资料的有无问题，而是资料的可信度以及如何解读的问题。早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对当时可以看到的五帝年代资料因为无从别择，故弃之不用。《史记·三代世表》说：
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这里所说的“谍记”，当即记述前代世系之书，或与《世本》相类。其中“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只是其“年数”不为孔子所道，又与《尚书》《春秋左传》等“古文咸不同”，因而被司马迁果断地舍弃了。这些“谍记”言说古帝更迭，以五行传次相承，终而复始，弥漫着阴阳五行家的神秘气息，当有汉代今文家的诸多附会，未可尽信。但这并不代表其中黄帝以来的“年数”全为臆说。因为《史记·五帝本纪》已有帝尧在位98年和舜寿百岁的记录，故其他古帝有类似说法则不当另以“乖异”视之。司马迁发愤著书，仓促之间对这些材料的真伪和内涵无从鉴别，便以疑则传疑的治史态度，将盆中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不过，这些“谍记”在汉晋时期似未亡佚，皇甫谧作《帝王世纪》有很多不同于《史记》《汉书》的年代资料，或即取材于此，为后来学者推算黄帝纪年提供了必要条件。
汉唐时期，即有史家试图推算黄帝以来的纪年。据《汉书·律历志》记载：太史令张寿王治黄帝《调历》，“言黄帝至元凤三年六千余岁。丞相属宝、长安单安国、安陵桮育治《终始》，言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不与寿王合。”从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前推，丞相属宝等人推算黄帝纪年始于公元前3551年。唐代张守节作《史记正义》云：“太史公作《史记》，起黄帝、高阳、高辛、唐尧、虞舜、夏、商、周、秦，讫于汉武帝天汉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从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前推，可知张守节所定黄帝纪年始于公元前2316年。这些关于黄帝纪元的说法出现较早，其推算过程不可详知。
辛亥革命时期，先后出现过几种黄帝纪年法。1903年，刘师培作《黄帝纪年说》一文，大力倡导使用黄帝纪年，文末自署时间即为“黄帝降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闰五月十七日书”。此后，革命dang人纷纷响应刘氏倡议，尤以宋教仁主张行用黄帝纪年最力。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同盟会成立时，在日本东京创办机关报《民报》即采用黄帝纪年，定当年为zhongguo开国纪年4603年，则黄帝纪年始于公元前2698年。而《江苏》等报刊则以1911年为黄帝纪年4402年。
那么，辛亥革命时期所用黄帝纪年是如何推算出来的呢？就影响最大的《民报》所用黄帝纪年来说，钱玄同以为是“最习见之说，出自《皇极经世》，为《通鉴前编》至《通鉴辑览》诸书所采用者”。其具体推算过程是，首先根据宋代邵雍《皇极经世书》称尧元年为甲辰年，由卢景贵推定此年为公元前2357年，再据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载黄帝在位100年，少昊金天氏84年，颛顼78年，帝喾高辛氏70年，帝挚9年，推算黄帝元年为公元前2698年。但这个推算过程存在不少问题。一是以把少昊氏、帝挚同时纳入五帝序列，而把尧、舜排除在外，与《国语》《史记》等古文献大相异趣，不易为人接受。二是帝尧在位元年，由《皇极经世》中的数术和甲子纪年推出，并不构成科学依据。三是所言五帝除帝挚外，在位时间和寿命之长均与常人的生理规律相违，却未作出富有理据的解释。故其推算结果令人欲信还疑，在当时无法得到普遍认同。
21世纪初，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阶段性成果问世，尽管它还说不上是百分百的精准可靠，但其科学性比以往任何年代方案要高是无疑的，从而为五帝时代的积年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可是研究仍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仅可见到的一项成果，是贵州大学张闻玉先生研究所得。他认为，五帝纪年（算上帝挚为“六帝”）当是：“黄帝100年，颛顼78年，帝喾70年，帝挚9年，帝尧98年，帝舜39年。其间，尧崩之后有‘三年之丧’，舜崩之后有‘三年之丧’。总计400年。从夏代纪年前2206年上溯400年，黄帝纪年始于前2606年。”此说在认识五帝的构成上较《民报》合理一些，对夏朝始年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但对于五帝在位时间和年寿之长的问题仍无必要的理论说明，同样无法取信于人。看来，五帝时代的年代学研究还有非常艰难的路要走。
二、五帝积年超长之谜
关于五帝时代的积年问题，文献上有两种概略的说法。古本《竹书纪年》称“黄帝至禹，为世三十”，《史记·夏本纪》则显示禹为黄帝四世孙。以《说文》所谓“一世三十年”计之，前者为900年，后者为120年。若“按温带人类生理，普遍四世合当百年”33-35计算，前者750年，后者100年。两种文献所显现的时间差距相当大，所言五帝世系显然不好说是血缘性的。例如从黄帝到尧、舜、禹的世系，据《五帝本纪》《夏本纪》可排列如下：
黄帝→玄嚣→蟜极→帝喾→尧
黄帝→昌意→颛顼→穷蝉→敬康→句望→桥牛→瞽叟→舜
黄帝→昌意→颛顼→鲧→禹
从这个排列看，尧为黄帝的四世孙，继尧居天子位的舜却成了黄帝的八世孙，而继舜之后即位的禹又成了黄帝的四世孙。可见五帝的世系是不可据为典要的，或许“是保存了古代人民对于过去的酋长各据一方及其互相次第代立的史传”。故以黄帝世系计其积年，显非可行。
另一条路径，是将五帝各自的在位年代相加求和。这是过去大多数学者采用的方法。运用此种方法首先需要明确五帝的构成。辛亥革命时期，宋教仁创办《民报》推定黄帝纪年，以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挚为五帝构成，时人疑之。司马迁列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与《国语·鲁语上》所言古帝序列相应：“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故较他说可信。《五帝本纪》还提到“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卫宏、皇甫谧均谓其在位九年。故有学者亦将帝挚纳入五帝系统，言五帝实计为六帝。《帝系》载“帝挚”为帝喾次妃陬訾氏之子，《左传·昭公十七年》有“少昊挚”之称，《帝王世纪》谓少昊字“青阳”，其间关系颇难厘清。与其他古帝相比，帝挚在位时间甚短，与《国语》《五帝本纪》所言五帝的总体架构相悖，所以不必把帝挚列入华夏族五帝序列。
现在我们考察五帝各自“践天子位”的年数。所谓“践天子位”是司马迁《五帝本纪》所用的后世用语，实际是指充任当时部落联合体的总首领。明确这样的历史背景，有助于我们对五帝时代的积年问题形成更为真切的历史认识。
关于黄帝的在位年数，如今能够看到的文献材料十分有限，较早的主要是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如《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其文云：
黄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岁矣（或引作“年百一十一岁”）。或以为仙，或言寿三百岁。
所言“黄帝在位百年”当出自司马迁曾经看到过的“谍记”，而“或言寿三百岁”则见于《大戴礼记·五帝德》：
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令，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五帝德》《帝系姓》当是战国时期留下的“古文”材料，这里说“黄帝三百岁”不为宰我所信，孔子则用“生”“死”“亡”三个阶段加以解释，其中说“生而民得其利百年”，略有黄帝在位百年之意，故司马贞《史记索隐》以为皇甫之说“略可凭矣”。事实上，宰我与孔子这段对话，很可能是战国时期依据相关资料的托名之作。孔子是一位富有历史理性的儒者，以不语怪力乱神著称。对于黄帝三百年的说法，不只是宰予有疑问，孔子也不会如此解读，所以才会出现“儒者或不传”的情况。《五帝本纪》篇末太史公曰：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这说明司马迁之时，尚能见到有关黄帝的诸多说法，只是其文辞多不典雅，致使那些有地位的官宦人士都不屑于谈及。太史公具有高度的历史理性自觉，他结合个人的游历探访，对文献博加考验，以为《五帝德》《帝系》所载五帝之事，可与《春秋》（实只《春秋左传》得言炎黄之事）和《国语》相互发明，并非全为虚言，故择其典雅者载入《史记》之中。但对于“黄帝三百年”之说，即使用三个一百年来解释，也不符合常人的生理规律，故司马迁只能视作非雅驯之言，予以舍弃。
其实，“黄帝三百年”不能靠常识来作解释，当另有深意在焉。对于传说时代的人名尤其是部落首领来说，应该注意到它的多重含义：一是部落名，二是特定的部落首领名，三是部落首领的通名。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氏族或部落首领的称号普遍具有沿袭性，特别是一些强大的原始共同体更是如此。如印第安人易洛魁联盟内，“每一位首领职位的名号也就成了充任该职者在任期内的个人名字，凡继任者即袭用其前任者之名”。即新任首领就职以后，“他原来的名字就‘取消’了，换上该首领所用的名号。从此，他就以这个名号见知于人”。这种情况在zhongguo古代典籍中也时有所见。《蜀王本纪》曰：“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始去帝号，复称王也。”鳖灵以后五代人虽各有私名，作为古帝王却使用一个共同的名号“开明”。开明朝之前的蜀王蚕丛、柏灌、鱼凫，之所以各有数百岁，亦以此故。《左传·襄公四年》载，后羿养子寒浞为有穷氏之相，杀羿取其国家，霸占后羿妻室，生二子名浇及豷。待“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杜预注：“浞因羿室，故不改有穷之号。”又《史记·周本纪》载，周人始祖后稷早在帝尧之时，即被举为农官，天下得其利。然后稷之子不窋末年，“夏后世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国语·周语上》亦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对于这里所说的“世后稷”，韦昭注云：“后，君也。稷，官也。”《史记索隐》引谯周云：“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若以不窋亲弃之子，至文王千余岁唯十四代，实亦不合事情。”其实，世为稷官而失其代数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后稷部落的首领在不窋之前均称后稷，乃至上千年。可见一个名号可由多位部落首领共用，符合文化人类学的理论阐释。
由是，黄帝亦非仅是一位部落首领的称呼，实为多代继任者共同使用的名号。所谓“黄帝三百年”，不是指黄帝作为一个人在位或寿命长达三百岁，而是说黄帝及其继任者出任当时黄河流域华夏部落联合体的总首领长达三百年。此与蜀王蚕丛、柏灌、鱼凫在位各数百年的情形正复相同。《礼记·祭法》疏引《春秋命历序》云：“黄帝一曰帝辕轩，传十世，一千五百二十岁。”《春秋命历序》为西汉末年《春秋纬》之一，其说多不可信，然谓黄帝非一世之人，却道出了部分历史真相。其实，古帝王在位时间或寿命之长超乎常人，并非zhongguo所仅见。“古巴比伦时期的《苏美尔王表》中所记载的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大多以人神参半的面目出现，且在位年限140年者有之，1200年者亦有之。”此系世界通例，不足为异。因此，我们考察五帝时代的积年，可定黄帝在位300年。至于黄帝在位百年之说，可能是从“黄帝三百年”衍生出来的，是故不取。
关于帝颛顼、帝喾的在位年代，亦只见于《帝王世纪》。《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其文云：
颛顼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一岁（或引作“年九十八”）。
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
此外，《春秋命历序》说：“次曰颛顼，则高阳氏传二十世，三百五十岁。次是帝喾，则高辛氏传十世，四百岁。”此言颛顼二十世，一世不到二十年，而帝喾十世，一世又长达四十年，均与常理不合。但以颛顼、帝喾为多代部落首领共同使用的名号，则可以解释他们何以在位时间和年寿特别长的问题。从《五帝德》《五帝本纪》看，黄帝娶嫘祖为正妃，生二子，一为玄嚣，一为昌意。颛顼为昌意之子、黄帝之孙，帝喾为玄嚣之孙、黄帝之曾孙，血缘谱系清楚，似非多人共用同一名号。这实际是按后世家谱的方式整理出来的，大的历史框架在口耳相传中可以比较正确地保留下来，至于细节则多有不实，是不可过于拘泥的。以颛顼、帝喾为多位部落首领共用的名号，并依据《帝王世纪》可定颛顼在位78年，帝喾在位70年。
下面谈谈尧舜在位年数。据《尚书·尧典》载，帝尧在位七十年时，认为四岳能够依照天命行事，愿将帝位让给他们。但四岳自以为德行鄙陋，不配继承帝位，故推举虞舜接任。经过历时三年的zhengzhi考察后，帝尧提出让舜接替他的帝位，舜坚辞不受，只是协助帝尧代理政务，前后“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待尧死后，舜方继位。《孟子·万章上》云：“舜相尧二十有八载。”《史记·五帝本纪》亦云：“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集解》引徐广曰：“尧在位凡九十八年。”《帝王世纪》云：“尧即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可见帝尧在位98年，世无异辞。帝尧在位年数甚长，已超过元朝（1279－1368年）统治zhongguo的时间，故视之为尧部落多位首领共用过的同一名号也应该是合宜的。
关于舜的在位年数，主要有三种说法。（1）在位50年。《尚书·尧典》云：“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对于这段话，经学家句读不同，释义亦异。伪孔传解作：“三十征庸，三十在位，服丧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数，为天子五十年，凡寿百一十二岁。”疏引郑玄云：“‘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谓摄位至死为五十年，舜年一百岁也。”《汉书·律历志》载《世经》：“（虞帝）在位五十载。”与此相近的是《五帝德》云：“舜之少也，恶悴劳苦，二十以孝闻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苍梧之野。”（2）在位39年。《史记·五帝本纪》云：“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太史公此说与《尧典》《五帝德》略异，然《五帝本纪》又云：“舜得举用事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三年丧毕，让丹朱，天下归舜。”说明司马迁对舜“在位五十载”并无异词，只是将其分解为“摄政八年”“三年丧”“践帝位三十九年”等三个时段。（3）在位21年。《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云：“舜以尧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或引作“五十一年”）甲午征用，七十九年壬午即真，百岁癸卯崩。”从甲子到甲午31年，可能是指舜年三十被征用。从甲子到壬午舜年79岁践帝位，至百岁而崩，则其在位只有21年。比较这三种说法，还是司马迁所言事实较为具体，可信度高。今定舜服丧3年，加上践帝位39年，计42年。
根据上述考订，五帝在位时间为黄帝300年，颛顼78年，帝喾70年，尧98年，舜42年，则五帝时代总计588年。再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夏朝始年，五帝时代当在公元前2658年－公元前2070年之间，大体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从黄帝始年算起，则距今4676年。这个推算未必十分精确，但作为一个可供参照的时间坐标，对于探索五帝时代的积年问题应该是有意义的。只是zhongguo古代文明探源还不能仅止于黄帝，有必要继续向前追溯。
三、文明肇始的炎黄时代
通常学术界以黄帝作为zhongguo古代文明的开端，这是受司马迁《五帝本纪》影响的结果。实际上，黄帝之前还有一个炎帝时代，这是不应该忽略的。由于《尚书》独载尧以来之事，《五帝德》《帝系》记事始于黄帝，故在独尊儒术的时代条件下，司马迁把黄帝列为五帝之首。但细读该篇文字，炎帝在黄帝之前曾为部落联合体的盟主，仍然清晰可见。
炎黄二帝同为少典氏的后裔，是从同一母族中分化出来的两个氏族或部落。《国语·晋语四》云：“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虽然司马迁认为《春秋左传》《国语》所言不虚，但选择材料时仅取《五帝德》《帝系》，因而未将炎帝纳入古帝系列。然在《五帝本纪》的历史叙事中，却不时透露出炎帝先于黄帝成为部落联合体首领的诸多信息。如云：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上述记载中的神农氏与炎帝不是两个人，而是同一部族或其首领的不同称呼，此与黄帝又称轩辕氏并无二致。或者说，神农氏为部落之名，炎帝为部落首领之名，故可相互代用。在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所谓“神农氏世衰”，不只是说炎帝部落自身的衰落，而且指它对“诸侯”即其臣属部落失去控制力。故“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天下一片混乱，炎帝“弗能征”，以尽其维护天下安定的职责。这只能是处于盟主地位的部落而不是一方诸侯所应该做的事情。《周易·系辞下》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疏引《帝王世纪》云炎帝神农氏“凡八代及轩辕氏也”。这所反映的即是炎、黄二帝在部落联合体中先后掌握领导权的更迭过程。二是在炎帝作为盟主的时代，黄帝只是部落联合体的成员之一。由于神农氏盟主地位的衰落，日渐强大的黄帝部落试图取代炎帝的盟主地位，故习用干戈，修德振兵，征伐诸侯，欲以为藩属。炎帝为了维护其盟主地位，在“侵陵诸侯”失败后，终于与黄帝部落在阪泉展开了激烈的正面交锋。此时炎帝部落虽已衰微，但其实力仍非一般诸侯可比，故黄帝“三战然后得其志”。这个“志”就是志在夺取部落联合体的领导权。三是阪泉之战后，神农时代宣告结束，中原华夏集团形成以炎黄二族为主体并以黄帝为盟主的新的部落联合体。继后在涿鹿之战中，炎黄联手打败蚩尤后，黄帝的盟主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炎帝族则完全退居臣列，但在联合体中仍有煊赫地位。如尧舜时代的姜姓诸侯“四岳”即是炎帝裔氏，尧、舜确定接班人时都要充分征求他们的意见，足见其地位举足轻重。
炎帝作为一个时代范畴，传说中也取得不少重要的文明成果。唐代司马贞据《帝王世纪》《古史考》诸书，针对《史记》阙如，补作《三皇本纪》有云：
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人。始教耕，故号神农氏。于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又作五弦之琴。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为六十四爻。初都陈，后居曲阜，立一百二十年崩。
司马贞所言虽然简略，但对炎帝的重要史迹大多言及。一是设官分职。《左传·昭公十七年》：“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杜注：“炎帝神农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纪事，名百官。”又《逸周书·尝麦》云：“昔天之初……命赤帝分正二卿。”“二卿”即属监临四方之官。炎帝以火德而王，当出自阴阳五行家的附会。但这个传说反映了炎帝时代建置都城，设官分职，已粗具早期国家的规模与气象。二是作火作陶。《论衡·祭意篇》云：“炎帝作火，死而为灶（神）。”炎帝未必是火的发明者，但在用火技术的改进和推广上当有功烈于世。《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周书》曰：“（神农）作陶。”神农用火制作陶器，利用陶器以火烹煮食物，对于改善先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故后世尊为灶神。三是教民耕织。《周易·系辞下》云：“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淮南子·修务训》：“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白虎通义·号》：“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商君书·画策》：“神农之时，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农耕社会的到来，是先民经济生活方式从游牧走向定居的重大转变，也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时代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四是典医疗疾。《急就篇》注引《世本》谓“神农和药济人”。《淮南子·修务训》云：“（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du。”《太平御览》卷七二一引《帝王世纪》云：“炎帝神农氏……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之命。”说明神农时代，zhongguo医疗技术已有很大进步。五是设祭作乐。相传炎帝作蜡祭，即冬至后腊祭百神之礼，祭礼百神又以农神为主。为适应各种礼仪需要，还制作有乐器与乐曲。《艺文类聚》卷四十四引《新论》曰神农“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说文》：“琴，禁也。神农所作。”《通典·乐一》：“神农乐名《扶持》，亦曰《下谋》。”表明是时礼乐文化已具雏形。这些传说不一定完全可靠，但或多或少反映了炎帝时代的史实素地，应是当社会整体状况进入zhongguo古代文明起始阶段的历史折射。
对于炎帝神农氏，过去人们也习惯把他视为一个具体的传说人物，实际上同黄帝一样，也应是多位部落首领共同使用的名号。《礼记·祭法》疏引《春秋命历序》云：“炎帝号曰大庭氏，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年。”《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云：“（炎帝）都于陈，在位百二十年而崩，至榆罔凡八世，合五百三十年。”《五帝本纪》索隐：“炎黄二帝虽则相承，如《帝王代纪》中间凡隔八帝，五百余年。”《三皇本纪》记其八世分别为炎帝、帝魁、帝承、帝明、帝直、帝氂、帝哀、帝榆罔。此外，还有神农七十世之说。《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尸子》说：“神农七十世有天下。”今本《吕氏春秋·慎势》称“神农十七世有天下”，而《路史》引作“七十世”。凡此说明，神农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岁月，到炎帝时代才成为部落联合体的总首领。关于炎帝时代的积年，文献所载不一，可取其概数500年，约当考古学上仰韶文化晚期。由黄帝始于4676年，前溯500年，则炎帝时代距今5176年。以炎黄时代作为zhongguo古代文明的肇始期，则中华文明五千年不为子虚。
zhongguo作为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从炎黄时代即揭开了历史的新页。据苏秉琦先生研究，zhongguo“文明起步超过万年”，“在距今五千年前的各地，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zhongguo文明起源的大幕从此拉开。五千年来，虽然历经艰难与曲折，但中华文明的发展始终不曾中断，始终以其伟岸的身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简介：杜勇，男，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387），主要从事先秦史和出土文献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