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自清朝以来，大家都用经学和理学对立的框架来看待明清学术史。表面上看，此说甚为合理。因为宋明理学家似乎确是只讲心性，不究经传；只重德性，罕言经世，所以清代才转而要通经致用。可是细究起来，
自清朝以来，大家都用经学和理学对立的框架来看待明清学术史。
表面上看，此说甚为合理。因为宋明理学家似乎确是只讲心性，不究经传；只重德性，罕言经世，所以清代才转而要通经致用。可是细究起来，实况多有不然。
先看些文献。近人读书粗心，所以先要摘些文献来让大家看看。
《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就记载了许半圭“于天文、地理、壬遁、孙吴之术，靡不究心”；王文辕“尝曰：朱子注说多不得经意”，又在阳明去南赣时，语门人：“阳明此行，必立事功”。同卷亦载刘宗周言阳明之学“始出词章，既逃佛者，终乃求之六经”。
卷十一论浙中王门，首举范瓘，云其：“卒业于阳明，博考群经，恍然有悟”。
又记朱节举进士、官御史，以天下为己任，阳明教曰：“德业外无事功。不由天德而求骋事功，则希高务外，非业也”，巡按山东时，因流贼之乱，勤事而卒。
记钱绪山，亦云郭勋骄恣不法，举朝恨之，独先生据法以十罪论死。“先生身婴三木，与侍御杨斛山、都督赵白楼讲《易》不辍”。
卷十三则载季本为长沙知府，锄击豪强，“苦力众经……考黄河故道，索海运之旧迹，别三代春秋列国之疆土、川原。涉淮泗、历齐鲁、登泰山，踰江入闽而后归。凡欲以为致君有用之学，所着有《易学四同》《诗说解颐》《春秋私考》《四书私存》《说理会编》《读礼疑图》《孔孟图谱》《庙制考义》《音律纂要》《律吕别书》《蓍法别传》，总百二十卷……”。
又论黄绾与修《明伦大典》“其于五经皆有原古。《易》以《先天》诸图有图无书为伏羲《易》，《彖》辞为文王《易》，《爻辞》为周公《易》……。《诗》以《南》、《雅》、《颂》合乐者，次第于先，退十三国于后，去《国风》之名，谓之『列国』。鲁之有《颂》，僭也，亦降之为列国。《春秋》则痛扫诸儒义例之凿，一皆以圣经明文为据。《礼》经则以身、事、世为三重。凡言身者以身为类，容貌之类。凡言事者以事为类，冠婚之类。凡言世者以世为类，朝聘之类。《书》则正其错简而已。”收其书《五经原古》各序。
卷十四论顾应祥，则曰：“先生好读书，九流百家皆识其首尾，而尤精于算学。今所传《测渊海镜》、《弧矢算术》、《授时历撮要》，皆其所着也”。
卷十五论万表，又盛赞其“寓常平之法于漕运之中”。于王宗沐，亦称其能修举漕政，且讲求海运，试之有效。
以上皆属浙中王门。江右王门部分，卷十六云邹德溥“所解《春秋》，逢掖之士多宗之。更掩关宴居，覃思名理，着为《易会》”。
卷二十一云陈嘉谟“出任四川副使，分巡上川，南擒高酋，平白莲教，平凤土官，皆有功绩”。
卷廿四言邓元锡“年十七，即能行社仓法，以惠其乡人。……著述成《五经绎函史》”。
在南中王门方面，卷廿五引薛应旂语云：“义协则礼可以经世，不必出于先王；理达则言可以喻物，不必授之故典。”卷卅六又详述唐顺之之事功。于唐鹤征则曰：“其道自九流、百氏、天文、地理、稗官、野史无不究极。”
以上皆王学中讲经学、务博雅、重经世之例。
似此之类甚多，不能具引。且本文也非明儒经学或经世之学的通考，没必要一一摘钞。以上举例，只是想让怀有刻板印象，觉得理学家都不懂经学、都不讲事功的人，知道事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阳明本人就颇有事功，唐顺之、朱节、万表、陈嘉谟等也有事功，其余立身刚正，能对抗朝廷恶势力的更多。降而至明末，抗节而死或起兵与清周旋者，亦不乏理学心学中人。因此，理学心学绝非闭目摇手，独自内证其心，不理世事的学问。否则东林与阉dang之争便无法解释，刘宗周黄宗羲先后抗清之举亦难以理会了。
这是就史事上说，再由学理上看。讲王学者，如黄绾《春秋原古》序就说：“春秋者，夫子经世之志，处变之书”。这样申言经世之学的人其实并不罕见，治经，甚或研究礼制、讨论历数、山川地理、漕粮兵农者，亦不乏人。可见讲理学心学的人也不见得就反对道问学、就不谈经世。关键在于谈法不一样。请看以下这几段话：
吾儒主于经世学问，正在人伦事物中实修，故喫紧于慎独。但独处一慎，则人伦事物无不中节矣。（卷二十‧王塘南‧答郭存甫）工科郭兴治言︰“当此干戈倥偬之际，即礼乐润色、性命精微，无裨短长”，先生言︰“……天下治乱，系于人心；人心邪正，系于学术。法度风俗，刑清爵省，进贤退不肖，舍学，则其道无由”（卷廿三，邹之标）后儒将止至善、做明明德亲民到极处，属末一段事。审尔，则颜曾并未出仕亲民，止至善终无分矣。……今人但在天下国家上理会，自身却放在一边（卷三一，涂宗濬，证学记）。
这些言论，都表明了当时已有一种把治心和治事、修身和经世平天下分开的风气。主张经世的人，认为干戈倥偬，必须要讲经事实务，以治国平天下。主张修身者，则批评讲经世之学只是逐外缘而动，只理会天下而不重自家身心性命。
对此俗见，上述诸儒一致认为非本末一贯之学。学者发其本心良知，体现于一切人伦事物中，才是真正的经世，世也才经的好。因为世事之根本仍在人心，李材《大学约言》有云︰“齐家不是兜揽家。盖在家身，家即是修之事矣。治国不是兜揽国，盖在国身，国即是修之事矣。平天下不是兜揽天下，盖在天下身，天下即是修之事矣。故家、国、天下者，分量也；齐、治、均平者，事绪也”。
从王学来看，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能打成内外或两截。治国平天下当然事绪较杂、分量较重，但性质与修身一样，不能诚意正心，身固然修不好，国又焉能治得好？反过来说，身、家、国、天下都是要修要治要平的，又岂能止于修身？如此说，才是本末一贯。
阳明本人即曾说︰“道问学即所以尊德行也。晦翁言︰『子静以尊德性诲人，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是分尊德行道问学作两作”。发展到刘宗周，仍是说︰“良知与闻见之知，总是一知。良知何尝离得闻见，闻见何尝离得心灵？”。因此这个本末一贯、尊德行不离道问学、修身与经世不二的立场，乃是整个心性之学的基本性格。诸家虽多异同，但那是在这个格局中的歧异，若背离了这个基本型态，则根本就不会被承认，立刻会受到批判。
需如此看，才能发现明代讲理学心学的人治经、博学、乃至讲求经世者殊不罕觏。
泰州学者赵大州“杜门著述，拟作二通，以括古今之书”，内篇就叫《经世通》，外篇为《出世通》。浙中王门季本“苦力穷经”；南中王门薛应旂批评“今之学者，离行言知，外事言学”，都属其例。祁彪佳自订读书课程，亦谓︰“非经济、理学书，必不经目”。
可见在他们心目中，经济非另一路学问，讲心性之学亦仍要读《礼记集注》一类书。
把经世和修身治心分割对立起来，是反对理学心学的人自己之观念，然后反过来扣到理学心学身上；说他们只重治心修身而不能经世或不屑经世、只知尊德性而不能道问学。继而一再批评理学心学在道问学上如何如何不够精密、在经世实用上如何如何迂拙。尔后才能自谓其经学考证为朴学、其经世致用为实学，比理学心学高明。
然而，理学心学家未必不实。只不过他们的实践性，并不只在社会实践上，而是整个人的实践。理学心学家未必不治经，但言经术必关联于心术，亦与只从文献史料去看待经典的人不同。
这两种经学观、经世观、实学观的对诤，明代本来就已存在。前引文献批评当时人“但在天下国家上理会，自身却放在一边”者，即为此类质疑理学心学之风气。复社陈子龙张溥等编《皇明经世文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亦可见风气之一斑。其风因明末时代之激，当然越来越轩昂，以致于在清初蔚为巨观。其后又经过乾嘉朴学之推阐、近代学人之发扬，遂成了现今我们观看明清思想史的主要观点。
可是这种把经世和修身治心打成两橛的态度，对理学心学来说，并不相应。以那个观念框架去看，当然也看不见上文所述明代讲理学心学的人同时也治经、也博览，且讲求经世致用之事实，不晓得不是反心学才能经世，心学本来也就经世的。
由于长期把治心和经世、理学和经学对立起来看，所以对王阳明及其后学的学术性格便都无法掌握。
以刘宗周、黄宗羲为例。
《刘子全书》分四大类︰语类、文论、经术、附录。其重经术，不是特别显然吗？其论经，固然仍以《周易》《论语》《曾子》《大学》为限，但他另有《礼经考次》，见卷廿一。言欲厘清经书面目，复孔子之旨；表彰仪礼，以见周公致太平之意。
《刘子全书》重订者为董瑒，《姚江书院志略》卷上所收董瑒〈书院规要六事〉就说︰“朱子曰︰『天生一个人，便须管天下事』，此安定经义之外所以有治事斋也。如《刘子全书》中于讲学论道外，定变、行军、治民、措饷，种种都是致知实际。《刘子年谱》中于读书授徒外，击璫鉏奸、保民御乱，种种都是诚意工夫”。
董氏在刘宗周门下，颇以钱德洪之于阳明自比，编辑遗文，体会甚深，乃黄宗羲之外，对刘氏学术阐发最力的人。而他对刘氏学术之概括，就显示了证人宗旨并非不讲经世。恰好相反，诚意、致知，这些心学工夫就发显于治民措饷、保民御乱的事功中。
再就证人社之学风来看。祁彪佳《日记》载︰“管霞标深有忧时之怀”，而王金如“则更有甚焉，真以社稷民生为己任”。董瑒也说王氏是“浙东子弟，其父祖尝从刘子、聘君学者，至今言进退之勇，救世之切，尚思征士”，刘宗周〈祭王生金如〉则说他是“豪杰”。可见证人之会，本非只讲心性修养而已。
证人社，又非仅恃口舌讲论而已，在救灾赈济等社会工作上贡献卓越。日人马进夫〈善会、善堂の出发〉一文，于该社与当时救灾之关系，如设药局、立掩骼会、议施赈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考之甚详。足证证人社集也是颇具社会实践力的。
据此可知：只把证人视为证心，而且是只重个人修养，明道而缺乏实用、重内圣而轻外王，尊德性而不及道问学，是不对的。祁彪佳〈与施田明〉有曰︰“盖学问经济，赋于天、成于人者，合并以出，始有彻内彻外之妙用也”。诸公之学，彻内彻外，今却将之打成两橛，谓其有内无外，岂不冤哉？
证人社集，后来岐为两途，一部份较偏陶奭龄石梁，一部份较偏刘宗周。依黄宗羲描述︰“证人之会，石梁与（刘）先生分席而讲，又为会于白马山，杂以因果、僻经、妄说，而新建之传扫地矣”。其不同，主要在杂于禅风，而非于理学大本有异。纵使是陶奭龄，亦仍是讲内外一贯的，故祁彪佳〈山居拙录〉载︰“与邹汝功、郑九华入城，至王文成公祠。诸绅至者，陶石梁之外，有董黄庭、徐檀燕、倪鸿宝。主会者为王士美，举『有用道学』为说，石梁先生阐明致知之旨”。问有用道学，而答以致知，正是阳明之旨，知行合一，非分做两件。
又陶氏作〈迁改格序〉云︰“迁改格者，证人社诸友，深信唯心之旨。以为片念之微，喘言蠕动之细，其邪正淑惠，皆足以旋转乾坤，变易世宇。此实理实事，断在不疑”。《迁改格》乃秦弘祐仿袁黄《功过格》而做，陶序虽觉其言功过仅涉于功利之念，但觉得做为儒者进德之阶亦无不可，所以用《易经》说利的方式，说正谊谋利、明道计功，功利云云，儒者所不废。刘宗周则基于义利之辨，深不以为然。此为两派之歧。但无论如何，陶氏的心学立场并未改易，仍是主张心若能改善，则可以旋干转坤，此亦彻内彻外之说也。
此类说法，还可以见诸刘宗周将出仕时，社友赠别之言，祁彪佳《日记》载︰崇祯已亥八月，刘被召，欲北上，二十日“午后，与季超兄、文载弟出，送刘念台北上，念台询以用世之学，余大略以格君为言。要使主上敬而信之，斡旋自大，不在一二事之争执也」。格君，用的正是阳明学的主张。《传习录》上： “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君心若正，礼乐政刑才能举措得中。此与石梁谓片念之善足以旋转乾坤云云，何其相似！殆彼等共许之说，可无疑焉。
此类唯心之说，最常遭到的诘难，就是说它只是“动机伦”，而zhengzhi事物并非动念良善即可，还有许多礼乐政刑、钱谷兵农的事须要打理，岂能只讲诚意正心即可？殊不知讲心学的人并不是说只要诚意正心就可，而是说礼乐政刑等“治具”，若由不良善的心念操纵，其害不可胜言。因此内外一贯，讲求治具之同时，亦需讲治心。君主法治之良否，事实上即表现了它的心术。
以刘宗周《中兴金鉴录》七大卷为例。此书先述〈祖鉴篇〉。畅言朱元璋平陈友谅张士诚，北伐元朝，南下闽广，西定巴蜀，弭平云南之用兵方略；建国后，崇儒术，谨天戒，重民事，求贤纳谏之政策；以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所行诸切于中兴之要的大政(如卫所制、禁宦官掌兵干政、宗庙时享礼、学校教育及科举制、颁大明律、定四川茶盐之制等)，为当代之鉴。
其次〈近鉴篇〉，讲赵宋南渡后如何中兴，强调进退君子小人为盛衰之征。三为〈远鉴篇〉，列举东汉光武、东晋元帝、唐肃宗之中兴方略，如光武如何退功臣、进文吏，明慎政体，减轻赋税、兴修水利等等。四为〈王鉴篇〉，说三代中兴之主夏少康、殷高宗、周宣王之政绩及历史教训。五〈帝鉴篇〉论尧舜禹汤周武王之业绩与治法，且云其“治法”亦即是“心法”。
这是另一种资治通鉴，由近而远，由粗浅到高深地讲治国之道。但前后宗旨一致。论治国，首在“崇尚经术”，谓汉高祖不事传书，唐太宗徒勤翰墨，唯明太祖推崇儒术，故能开明代一代文明之运。次为谨天戒，遇灾思惧，遇祥亦思惧，以克永天心。三为重民事，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才能祈天永命。四是求贤。五是纳谏。这些治法，比户礼兵刑那些措施制度，更为根本，亦更具原则性。
而这些治法又皆本于心法。因此他认为凡有志于治国者，须求端于“设诚之地”，明明德而修圣政。如何明德治心呢？他举尧舜禹汤文武之心法为说，论释甚繁，但基本上是强调君王应钦明文思、允恭克让、克艰、以敬胜怠，以义胜欲，才能“百姓昭明，谐和万邦”。
由这样的论述看，刘宗周岂无经世之学？其“致知实际”与“诚意工夫”正在此等处，但非与诚意正心打成两橛而说罢了。彼治心即是治事，治法即是心法，且论治首崇经术，并以史事阐明治法，以见中兴太平之纲纪。后来黄宗羲办证人书院时所揭橥的方向，渊源具见于此。而刘氏本人这种学术型态，事实上也是早期证人社风之发展。
黄宗羲秉承此一学风，故也同样力斥理学与事功两分之法。曰：“儒者之学，经天纬地。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厕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财富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捍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徒以生民立极，天地立心，万事开太平之论调，箝束天下。……遂使尚论者以为立功建业别是法门，而非儒者之所与也”。其实“事功、节义，理无二致”“事功必本于道德、节义必原于性命，离事功以言道德，考亭终无以折永康之论；贱守节而言中庸，孟坚究不能逃蔚宗之讥”。
好了，证据不必摆太多，文献都在，只是过去眼睛害了病，把事情都看歪了。现在调整过来，自能看清真相。王学本身，是在把道德心性问题跟经世致用分开的气氛中出现的，努力想矫正之，故提倡知行合一、内外一贯、治法心法不二。可惜它在当时毕竟还太弱势了，以致后来竟被找来作为亡了国的替罪羔羊，说就是因为大家都袖手谈心性，不通世务，所以才会亡国。闹到现在，教科书、研究论文，都还以这个错误观点为基础视域，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呢！
介绍这个真相，本身也有我经世之意。因为现在整天夸夸其谈，指点江山，说国家社会该这样那样，而自己毫不修身的人也太多了。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世界汉学中心主任、zhongguo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主任。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原标题：龚鹏程再谈王阳明：今人只理会天下，自身却放在一边
来 源：龚鹏程大学堂（微信号culture_gp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