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集聚在午门前预备南迁的故宫文物1933年1月31日山海关被日本人攻陷，眼看着北京也快保不住，为了保护故宫博物院馆藏文物，1934年1月31日，19557箱故宫文物分批南迁，开启了长期的
集聚在午门前预备南迁的故宫文物
1933年1月31日山海关被日本人攻陷，眼看着北京也快保不住，为了保护故宫博物院馆藏文物，1934年1月31日，19557箱故宫文物分批南迁，开启了长期的流亡之旅。从上海到南京再到四川，一路躲避日军的战火。抗战胜利后，这批文物再次集结南京。而到了1948年，国民dang败局已定，这其中相当一部分精品，又历经三趟船运陆续抵达台湾。后来成为今天台北故宫的家底。其实原本国民dang计划分七次把东西都运去，但解放军攻势太过凌厉，于是只能先将贵重文物运去。
关于运送文物去台，朱家溍先生说过一段往事。1949年前夕，国民政府行政院指令把故宫珍品运送南京，因条件限制，所以要精选。当时经过商议，决定避开图书馆与文献馆的档案，从古物装起，不过要事先包装造册。故宫博物院马衡先生特意指示：“只要求稳重妥当，不要求快。记住！不要求快！……”马先生的这段话太妙了，从国民政府的角度来讲，形势紧急，当然要求快。而马先生不想文物南迁，又不好违抗上峰指令，于是想出这么个办法。从文物保护的角度不要求快。当时解放军已经是秋风扫落叶之势，马先生想借此拖垮国民政府。
当然，既保险又快的方法也有。只是朱家溍先生也不想国宝南迁，他听到马先生的指示心领神会，不紧不慢地的挑选藏品、包装、造册。最后拖到北京交通管制，航线也停了，挽留了一大批书画。
韩滉《文苑图》
韩滉《文苑图》局部
韩滉《文苑图》局部
当时打包的文物中就有题为韩滉的《文苑图》，这幅画本来在《唐宋元明集锦册》中，共有十开，第一次南迁时装走了九开，这一开由于在照相室照相无意间被留下。最终它留在了北京故宫。
大概因为这些过往，形成一个流传较为广泛的说法：北京故宫博物馆的文物数量远超台北故宫博物院，但是文物精品不如台北故宫博物院多。
其实即便如此，台北故宫和北京故宫还是不能比。不说别的，故宫本身就是一座无与伦比的文化宝库，而且大陆才是zhongguo文化的承载之地，这么多年来，有不少发掘的精品在补充北京故宫。而台湾孤悬海外，能够补充的极其有限。虽然如此，除去当年运过去的一批，台北故宫还有一批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宝级文物是通过其他方式入藏的。
前两天（一月一号），台北故宫不定期更换展品的专题展览“笔墨见真章”中，展出了南朝梁武帝，宋代蔡京、赵构，明代沈周和董其昌，清代王铎和刘墉等人的16件书法作品。这其中出现了两件由藏家寄存在台北故宫的名迹。一件是王世杰家族寄存的南朝梁武帝《异趣帖》，一件是兰千山馆寄存的宋高宗《赐岳飛批剳卷》。关于“寄存”这种方式，前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在其著作《天府永藏》中，曾有过介绍，他说，“台北故宫于1969年制订藏品征集办法，其后经过两次修正，办法中除了收购、捐赠者外，第四章为寄存，明定得接受私人庋藏的文物寄存。”
台北故宫接受寄存始于1967年，学者罗家伦将其所藏明末四僧画轴5幅寄存。一些寄存后来改成了捐赠。如罗家伦的画，在其卒后，由其夫人依其遗愿改为捐赠。
萧衍，异趣帖
南朝梁武帝《异趣帖》，按题签来说应该算是书法史上的大名品了，只是这件作品在明代晚期以前不见于任何著录。董其昌将它刻入《戏鸿堂法帖》后，《异趣帖》才暴得大名。这件作品的作者历来有王献之和萧衍两种说法，董其昌将之定为萧衍作，后世沿用了这个说法。它曾入清乾隆内府，边上还有弘历手书释文及题跋。民国时流出宫外，为著名鉴藏家完颜景贤（号朴孙）购得，为做纪念，他自号“异趣萧斋”。只是《异趣帖》摘录的是佛家“爱业愈深，一念修怨，永堕异趣”之语，意思是沉沦恶道，用作斋号颇有些不讲究，启功先生为此还吐槽完颜景贤不学无术。
另外，台北故宫的这件墨迹与董其昌记载所见的那一件并不一致。放大高清细节后发现本幅原经淡墨与浓墨两次书写，而且草法有误，牵丝映带也不自然。有人说是18-19世纪之间据京都有邻馆藏本复制。
萧衍，异趣帖
《异趣帖》应该是在1940年代后期到王世杰手中，他在1947年6月5日的日记中写到：“近有人持示梁武帝“異趣帖””……这件帖子后面，还有附纸王世杰题此帖旧有周寿昌三跋。
王世杰跋
关于王世杰
王世杰是湖北崇阳人，字雪艇，他曾先后留学英国和法国，获伦敦大学zhengzhi学硕士和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18年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和系主任、教务长，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湖北教育厅厅长等职。1928年主持武汉大学迁址珞珈山工作，并担任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此后历任国府要职，是20世纪zhongguo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1947年，美国华盛顿。中华民国外交官顾维钧和王世杰在驻美大使馆内交谈。
在所有职业中，他最看重的应该是武大校长这个身份，所以在临终前留下遗嘱，效仿美国总统杰斐逊墓碑上只刻写“维琴尼亚大学创办者”的先例，要求在他的墓碑上只刻写“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之墓”，对武汉大学的殷殷之情跃然纸上，感人至深。 看一些时人回忆录，王世杰为人比较耿直，没什么其他爱好，唯独喜欢书画。他在去台后还和台北故宫编过书画集。而且他的眼力是真的高，收藏了一批顶级作品。他去世后在遗嘱中明确表示将他珍藏的77件名人字画捐赠武汉大学。这些字画分别出自南朝梁武帝，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朱熹，元代黄公望，明代唐伯虎、文征明、王守仁，清代刘墉等手笔，经王世杰先生夫人萧德华女士亲手缝制画轴外之锦囊，册页手卷之锦袱，不过因为种种原因，这些东西目前暂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可能有些朋友还不知道，台北故宫的顶级藏品苏轼《寒食帖》原来就在他手上，而且这段收藏经历也颇为传奇。
苏轼，《寒食帖》，王世杰旧藏
《寒食帖》为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1082年）寒食节于东坡雪堂写下的二首诗，是平生最得意的书法作品，被称为“苏书第一”。这还不够，帖子左边有黄庭坚跟帖加持，而且黄的跋同样精彩，二者堪称双璧。这卷书法在二十世纪末被评为“天下第三行书”。曾入藏乾隆内府。因为名头太大，它在近代以来，递藏十分曲折，甚至被火烧了好几次。
咸丰10年（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寒食帖》险遭焚毁，旋为民间冯展云所得。清穆宗同治年间，《寒食帖》为广东人冯氏收藏，不幸遭遇火灾，冯氏紧急扑救，在手卷下端留下了黑色火灼痕迹。冯死后为盛伯羲密藏，盛死后被完颜景贤购得，1917年在北京书画展览会上展出。1918年到颜韵伯手中。
这段经历被颜韵伯写在后接的题跋之中。
颜韵伯跋
1922年颜韵伯将《寒食帖》带到日本，菊池惺堂的亲戚以六千元把它买到手，反手就是六万卖给菊池惺堂。这中间差价太大，菊池惺堂知道了差点儿跟那人打官司。这段经历被郭柑记在题跋之中。
郭柑跋
大正12年（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东京都一夕之间毁于火灾，菊池惺堂家也未能幸免，着了大火，不过菊池在千钧一发之际冲进火场，冒死抢救《寒食帖》，还有一件传为宋人李公麟所作的《潇湘卧游图》（其实是当时姓李之人作，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被定为国宝）。我们都知道赵孟坚为了抢救定武本《兰亭》不要命往水里跳，而菊池惺堂此举与赵孟坚有的一拼，因此传为佳话。内藤湖南将之记在题跋之中。
内藤湖南跋
一般认为，《寒食帖》上那些波浪形的过火痕迹，就是当时留下的，所以当时情况确实很紧急。
过火痕迹
《寒食帖》上的过火痕迹
从《寒食帖》入藏完颜景贤开始，王世杰应该就开始注意它的动向，并密切关注，这不是巧合，前面王世杰的那件《异趣帖》就是完颜氏旧藏。二战结束后，日本经济进入全方面的大萧条，菊池家是搞银行业的，在这种形势之下影响尤其严重。于是王世杰抓紧机会，在1948年托人向日本藏家拟购《寒食帖》，最终于1950年以3500美金购得，当时约值百两黄金。1970年代，方闻托古董商张鼎臣愿以15万美金购买，翻价十倍不止。旅日古董商程琦托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谭旦冏，愿以5万美金购买，但都被王氏断然拒绝。1973年，又有人出价10万美金求购，大概王世杰也烦了，说任何价款都不卖。1981年，王世杰去世，1987年，台北故宫出面从其子手中购藏《寒食帖》。至此，这件国宝才算是暂时结束颠沛流离的过程。
2015年年底，台北故宫举行“天保九如——九十年来新增文物选粹”展览，以呈现历年陆续入藏之器物、书画与图书文献珍品。苏轼《寒食帖》赫然在列。
关于兰千山馆
前阵子刷屏的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颜真卿大展中，有两件台北故宫寄存的物件，一件是传为褚遂良所作的《黄绢本兰亭序》，一件是怀素的《小草千字文》。咱们接下来要讲的“兰千山馆”便跟这两件国宝有密切关系，此斋号正是台湾板桥林家的重要成员林伯寿先生从上述两件墨宝中各取一个字而成。
黄绢本兰亭序和小草千字文
板桥林家为台湾五大家族之一，与雾峰林家并称，台湾人称“一天下，两林家”。林本源家族清朝时发迹于板桥。早在二十世纪初，据当时占据台湾的日本总督府调查，板桥林家第四代的林维源，有资产1亿1000万圆，位居台湾第一。据说这个单位“圆”指的是银元。即便到今天，林家资产依然不容小觑，2008年6月，富比士公布出身板桥林家、任华南金控董事长的林明成身价净值12亿美元，居当年台湾富豪榜第二十。而“兰千山馆”林伯寿，真是林家第五代，二房林维源之子。
林伯寿酷爱艺术，曾经自己家藏名品编印《兰千山馆砚存》、《中华古瓷图录》及《兰千山馆书画集》等艺术著作。返台后无偿借予331件文物供应台北故宫展览，又付了新台币一百万元的保管费。除了上面说的两件剧迹，还有下面这件宋高宗《赐岳飛批剳卷》（台北故宫正在展出）。宋高宗的书法太好了，从黄庭坚到米芾再上溯到二王，并成为二王死dang，其书法也是方圆具备，成为南宋皇室取法的对象。
宋高宗，赐岳飞劄子，兰千山馆旧藏
如果各位记性不错的话，应该知道去年十月份台北故宫国宝展上也展出过一件宋高宗写给岳飞的劄子，那件有乾隆题跋，是从北京故宫南迁入台的。而兰千山馆寄存的墨迹，比那件劄子晚四年写就，且比它更长，运笔更快，使转变换更多，在严整的行气与章法中，显现精湛的功力与潇洒的风韵。
此件内容是宋高宗敦促岳飞出师，与其他将领合作擒拿金帅兀术。南宋中兴四将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的名字均有出现，是极其珍贵的艺术及文献资料。
末署“人中王”的画押
台北故宫藏的高宗手敕。
赵构，赐岳飞劄子
此手敕内容是在宣慰岳飞守边之辛劳，同时论及边防事宜。其上并无年款，按内文所言“卿盛秋之际，提兵按边”，可知岳飞接受敕书时尚在军中。文中提及“淮西军叛之后”，按淮西兵变一事发生于绍兴七年（1137）八月之后，岳飞于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被召回临安，同年被赐死，于此似可知高宗此一手敕应当写于绍兴七年八月到绍兴十一年四月之间。然《宋史．岳飞传》提及淮西兵变后，岳飞曾上奏要求讨伐叛军郦琼，高宗未允，反而下诏要求岳飞“驻师江州为淮、浙援”，手敕中并谈及长江一带的防御问题，似乎可以看出岳飞与高宗两人在北伐一事上态度的不同。
高宗明显是以静制动，一方面给安抚岳飞并给予兵权，一方面却将岳飞的兵权限制在长江上游一带，或许这道手敕正是高宗拒绝岳飞讨伐淮西兵变的要求，因而很有可能是写于绍兴七年。
除了王世杰和林伯寿，我们再来看看台北故宫还有哪些名流捐赠的名品。
朱熹，《易系辞册》，林宗毅旧藏
这套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手书的大字《易系辞册》，内容节录自《易经》，共十四开，是朱熹存世仅见的大字墨蹟，经元明两代藏家之手，于清乾隆时期入宫，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为流传有绪之作品。每行仅书写二字，结体上重下轻，笔势深沉而迅速，大有快剑斫阵之势，字字筋骨突出，强健有力，笔画墨色黝黑，时而又现飞白，精神显得格外奕奕，为古代传世大字书法中之佳作。它是林宗毅先生捐赠于1983年捐赠给台北故宫。林宗毅正是前面讲到的林伯寿的亲侄子。
吴镇，嘉禾八景卷，罗家伦旧藏
本卷画位于嘉兴附近八个风景胜地，用笔不多，气韵古朴，表现了大自然宁静典雅的情调。卷首吴镇草书题识，款署至正四年（1344），时年六十五岁，为中晚年之作。画幅右下方有千字文第753“渠”字编号，为项元汴（1525-1590）旧藏。此帧为罗家伦（1897-1969）夫人张维桢女士（1901-1993）于1995年捐赠。
前面讲到，台北故宫孤悬海外，加上台湾本土文化积淀薄弱，文物扩充渠道有限。台北故宫很明白这个短板，为了扩充典藏，除了积极购藏书画文物外，并接受社会各界贤达、藏家及机关团体之捐赠，以扎实永续发展的基础。数十年来，新进入藏的书画作品，为数已达六千余件。——已经相当努力了！
虽然这样，也还是难比北京故宫。
不过话说回来，两岸故宫同源，当年故宫朱家溍先生到台北故宫访问，在保管部演讲时，开场白就是“我亲爱的故宫的同事们”，台下观众闻声报以热烈掌声，可见人心所向。朱先生自1943年在重庆就参加故宫博物院文物保管和研究工作，所以其时台北故宫应有不少老人与他相识。现在，因为种种原因，台北故宫的文物自从迁往台湾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希望两岸故宫能有条件早日举办一个联合展览。
资料参考
万君超《近世艺林琐记》
薛毅《台北拜谒王世杰校长墓》
朱家溍《朱家溍画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