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以澄清的方式所展示的荀子的社会政治理想，很明显，核心就是推广仁义、德礼和王道，荀子像孔子一样，也是强烈希望建立一个道德理想国和王道国。这种理想国，在儒家那里，是“平天下”而不是“治一国”。“国家”和“天下”是不同的。荀子更突出了这种区分，“天子”、“圣王”相应于“天下”；“诸侯”相应于“国家”。《荣辱篇》论述二者的不同说：“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虑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政令法，举措时，听断公，上则能顺天子之命，下则能保百姓，是诸侯之所以取国家也”。荀子强调，只有圣王和天子才能担当平天下和治天下的大任，才能为天下确立效法的普遍之道，如他说：“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圣人备道全美者也，是县天下之权称也。”65又说：“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66但拥有一国则不然，国家是小器、小道，小人、小道即可得之，“国，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因此，国家是可以用武力夺得的，天下是不可以夺得的，“可以有夺人国，不可以有夺人天下；可以有窃国，不可以有窃天下也。可以夺之者可以有国，而不可以有天下；窃可以得国，而不可以得天下。”67荀子批评所谓汤、武篡夺桀、纣所拥有的天下、批评所谓“尧舜擅让”，都是依据于此，即国可篡夺而天下不可篡夺，国可以擅让，天下不可擅让。天下只能通过王道来取得，虽然它可以从治一国入手，如《王制篇》载：“故古之人有以一国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修政其所莫不愿，如是而可以诛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而北国怨，曰：‘何独不来也？’东征而西国怨，曰：‘何独後我也？’”荀子这种以王道“平天下”的社会政治理想，整体上无疑是乌托邦空想。当然，荀子并不这样认为。荀子相信他所说的天下王道理想，并试图通过礼乐教化、通过建立礼义秩序去实现这种理想。荀子设定了人性恶，因此在他那里，社会化和制度性的规范和实践，比起孟子强调主观性内省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荀子来说，“化性起伪”、“合群明分”，作为人的优越性，完全不是朝着“自然性”返朴归真的过程，而是脱离自然性而走向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礼乐”。“礼乐”既是价值理性，也是工具理性。作为工具理性，礼乐的主要功能之一，是控制人的自然性情的自然发展和过度膨胀，把它们引导到一个正当和合理的限度内，使之适度和有节制。但这决不是宋子所要求的清心寡欲。68礼乐是规范，也是教化，作为教化，它与仁义道德等价值共同构成了圣人之教和师教的核心，其目标就是为了建立起君子国和道德理想国。我们可以说荀子的道德理想国是空想，但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个缺少社会政治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康有为认为荀子的理想是小康理想亦不正确，荀子的理想也是大同理想。
哲学家受到批评和受到称赞同样正常，哲学家受到一部分人的偏爱和受到另一部分的反感也不奇怪。但如果我们是从理性出发加以批评和称赞，是依据有效的价值标准去偏爱和反感，我们就需要深入到我们的对象之中而不能依据表面现象判断问题。对于荀子的一些严重批评和反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据表象判断问题。在我们看来，荀子是儒家学统和道统中的重要一环。荀子本人不仅是一位传经的大儒，也是一位卫道捍义的斗士。儒学本是一种开放的、发展的思想体系，在荀子学说中，吸收了其他流派的思想，或者与孟子等其他儒者有不同之处，都是很自然的，无可厚非。关键要看他在儒学发展史上作过什么贡献，占有怎样的位置。如果他在儒家发展史上作过重要贡献，占有重要位置，我们为什么要去抹杀他呢？转
